何谓人性？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关于这个问题几千年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什么是人性？就更加各说各话，如同盲人摸象一般众说纷纭。
百度百科的定义是，人性的本质就日常用语上有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狭义上是指人的本质心理属性，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部分属性，是人与其它动物相区别的属性；广义的人性是指人普遍所具有的心理属性，其中包括人与其它动物所共有的那部分心理属性。
就人性的本质从古至今争论很多，中国古代就有性善论、性恶论、无恶无善论、有善有恶论等，国外虽然未见有如中国古代就人性善恶的争论，但对人性善恶的见解又会广见于宗教伦理、心理学思想与管理学理论之中。
司马光在在《资治通鉴》序中说，“夫天下之事，在于去就之间；去就之理，在于得失之数；得失之数，在于知愚之分；知愚之分，在于察其所好恶。”司马光在这句话中指出了决策过程中的人性因素，以及如何根据人性的特点来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进一步详细解释这句话的意义及其与人性的关系：
去就之间：指的是人们在面对选择时的决策过程。人性中的欲望、恐惧等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决策。
得失之数：是指决策后可能带来的结果，包括成功或失败。人性中的贪婪、保守等倾向会影响人们对得失的评估。
知愚之分：是指人的智慧与愚昧之间的区别。人性中的智慧和理性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而缺乏智慧则可能导致错误的判断。
察其所好恶：是指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好恶来了解其性格特征。人性中的偏好和厌恶反映了个体的价值观和性格特质，这些特质影响着人们的选择。
这段话强调了在决策过程中，洞察人性的重要性。它表明一个领导者或决策者需要具备洞察人性的能力，才能更好地判断他人的动机和行为，并据此做出恰当的决策。通过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可以更好地预测和引导人们的行为，这对于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古代哲学如何看人性本质
关于人性本质善恶的问题一直是哲学、伦理学乃至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一议题探讨的是人的本质究竟是倾向于利他还是利己，这个问题不仅影响着个人的行为模式，还深刻影响着社会制度的设计与实施。
在中国古代，围绕人性的本质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和观点：
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良知良能，即内在的善性，包括同情心、羞耻心、谦让心和判断力。通过培养这些内在的善端，可以发展出仁爱、正义、礼仪和智慧。
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相反，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们之所以能表现出善行，是因为受到后天的教育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善行并非源自人的本性，而是通过外在的努力获得的。
性无善无恶论：这一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既非全然善也非全然恶。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认为人性与生俱来的欲望（如食欲和性欲）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墨子将人性比作未经染色的白丝，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道家认为人的本性是朴素无华的，而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则强调心的本体无善无恶，善恶在于心的活动。
性有善有恶论：这一派别认为人性中同时包含善与恶的元素。例如，先秦世硕等人认为人性既有善又有恶；东汉杨雄提出了性善恶混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善有恶，关键在于后天的修养；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则认为人性是可以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可以通过教育和修炼得到改善。
西方文化中对于人性的探讨同样丰富多样。
基督教传统中的“原罪”概念认为人从出生开始就带有罪性，这种罪性源自亚当和夏娃的原始过失，并世代相传，但通过信仰和救赎可以获得拯救。
古希腊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是趋向于完善和幸福的，强调人可以通过理性来追求美好的生活。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如约翰·洛克认为人具有理性的能力，可以通过教育和自我完善达到理想状态。
20世纪的哲学家如保罗·萨特认为人是自由的，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
卡尔·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人的行为会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
现代心理学分支行为主义则认为人的行为更多是由环境刺激引起的，强调条件反射和学习的重要性；
精神分析学创立者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行为受到潜意识欲望和冲突的影响；
人本主义的代表卡尔·罗杰斯和亚伯拉罕·马斯洛等人强调人的潜能和自我实现的重要性。
可以看到，关于人性善恶以及人性本质的讨论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话题，不同的文化和学术背景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答案。这些观点共同构成了对人性理解的丰富图景。
自私的基因，是人赖以生存的本质
从生物学和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并繁衍至今，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自私的基因”。这一理论认为，基因通过个体的行为来确保自身的传递，而这些行为往往表现为一种自我保护和优先确保自身生存的倾向。也就是说从基因的层面已贴上了自私的标签。如果我们假设祖先不具备这种“自私”的特质，他们在残酷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可能很难生存下来，更谈不上个体的繁衍与传承。所以从生命传承本质看人性就是自私的，这才“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说法。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观察到了许多超越简单利己的行为，如慷慨、同情心和利他主义。这并不意味着自私基的因消失了，而是说明了这些基因可以以更复杂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社会结构的支持下，人们可以学会将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相结合，甚至有时为了群体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
自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人都会选择当下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但这种"利"，显然不仅仅体现在金钱上，还包括精神需求、信仰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私”更多地是指个体追求自身幸福和满足的倾向，这种追求可以是物质层面的，也可以是情感或精神层面的。例如，一个人可能会因为帮助他人而获得内心的喜悦和满足感，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利他的行为，但实际上它也满足了个人对幸福感的需求。因此，即使是那些表现出极大慷慨和无私行为的人，其行为背后也可能有追求内心平静或快乐这样的个人利己动机。
东汉章帝时期的名臣第五伦曾经就人性私心的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有人曾问第五伦：“阁下有私心吗？”他回答道：“从前曾有人送我千里马，我虽未接受，但每当要三公举荐人才的时候，心中总不忘此事，只是最终也没有举荐这个人。”
这段对话反映了第五伦对自己内心的深刻自省和诚实的态度。他承认尽管他没有接受别人的贿赂（千里马），但是当涉及到选拔人才的时候，他的心中仍然会受到这件事的影响。这表明即使是像第五伦这样的清廉官员，也无法完全摆脱私心的影响，这种私心可能源于对他人好意的感激或是对未得到的东西的潜意识挂念。第五伦的回答体现了他对私心的认识和对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视。而且他没有隐瞒自己的内心活动，敢于公开承认并反思，这种自我反思和坦诚，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说，是一种积极的示范。他的故事在《资治通鉴》中被记录下来，成为后世官员自我修养和道德自律的典范。
在《资治通鉴》中，很多的历史人物或者事件都体现了人性本私的特点。这些事件展示了人们在面对利益、权力和欲望时，如何展现出自私自利的一面。
宫廷政变与权力斗争
在《资治通鉴》记录的千年王朝更替史中，宫廷政变和权力斗争是常见的主题。这些政变和斗争往往源于君主、大臣或皇族成员对权力和地位的争夺，参与者往往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背叛、陷害甚至杀害他人，展现了人性中自私和残酷的一面。
利益冲突与战争
书中记载了许多因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战争和冲突。这些战争往往涉及领土、资源、财富等利益的争夺。战争双方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动战争，不惜牺牲无数生命和财产。这种对利益的盲目追求，正是人性本私在极端情况下的表现。
贪污腐败与道德沦丧
《资治通鉴》中也揭露了许多贪污腐败的案例。这些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些官员的行为充分展示了人性中面对巨大利益可以不顾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赤裸裸展示自私自利、贪婪无度的一面。
家族纷争与亲情淡漠
在书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家族内部的纷争和亲情淡漠的现象。这些纷争往往源于家族成员对财产、地位等利益的争夺。亲情往往被利益所冲淡甚至取代。家族成员之间为了个人利益而相互争斗、反目成仇，展现了人性中自私和冷漠的一面。
《资治通鉴》通过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描写，生动地展现了人性本私的特点和影响。这些事件提醒我们，在追求个人利益和权力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对道德和法律的敬畏之心，以免陷入自私自利的泥潭而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汉帝诿过，晁错背锅：清君侧背后的人性镜鉴
汉文帝刘恒在位时，诸侯王势力非常强大，与天子分庭抗礼的现象非常严重。一些拥护中央集权制度的大臣，都感到事态严重，积极谋求解决的办法。梁王太傅贾谊上书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对策，太子家令晁错上书建议削藩，分散诸侯王的力量。刘恒觉得他们的建议很好，只是时机没有成熟，不忍心惩罚诸侯王，结果使得他们日益骄横。
汉景帝刘启即位以后，晁错由内史升为御史大夫。担任御史大夫后，晁错上书景帝请求景帝了解诸侯的罪行，削去他们的封地，收回他们所辖的一些附属地区。
刘启既担忧诸侯王的势力威胁朝廷，又对削藩有顾虑。他说："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谋反怎么办？"晁错说："诸侯王存心谋反，削减封地会谋反，不削减封地，也会谋反。如果削他的地，他早一点反，祸患还小，否则，将来势力强大了，有备而发，祸患更大。"刘启认为晁错说得有道理，就开始实行削藩的措施。
晁错的父亲听说这事后，从颍川赶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刚即位，你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王的封地，离疏刘家的骨肉，怨声很大，你何必这样做呢？”晁错回答说：“不这样，天子的地位就不能稳固，国家政权就不安稳。”
晁错的父亲接着说：“这样做刘氏安稳了，可是我们晁氏就不安稳了。你跟我回家去，别在这里了。我不忍心看你大祸临头啊。”晁错不肯，晁父就当场饮毒药而死。晁错的父亲死了没几天，吴、楚诸王串通一气，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发动了武装叛乱，史称七国之乱。而素来忌恨晁错的窦婴、袁盎则里应外合乘机离间景帝和晁错的关系，并建议景帝满足诸侯王的诉求斩杀晁错就能让其退兵平息叛乱。刘启沉思片刻，终于下了狠心，说："如果能这样，我不会吝惜一个人，向天下人谢罪。"于是，刘启授意丞相陶青等人上书弹劾晁错，说他"辜负主上的恩德和信任，离间主上和群臣、百姓的关系，又怂恿主上亲临前线，他自己企图留守京都，阴谋篡权，实属大逆不道，罪当腰斩",要求他的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一律公开处死"。晁错始终被蒙在鼓里。
后某日，景帝派中尉召晁错，欺骗他说要坐车巡察街市场，于是晁错穿上朝服跟随中尉上了车，被腰斩于长安东市。晁错被处死后，校尉邓公从前线回来，向景帝汇报军事情况。景帝问道：“你从前线回来，听说晁错已经被杀了，吴、楚罢兵没用？”
邓公回答说：“吴王阴谋反叛已经数十年了，发怒于削地，以诛杀晁错为借口，可是他们的用意并不在晁错，而是整个天下。我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不敢再谈论削地的事情了。”景帝问道：“为什么？”邓公说：“晁错是害怕诸侯强大而不能制服，所以请求您削弱诸侯的封地加强京师的实力，这是长远的打算。计划刚刚开始实行，晁错就被杀了，对内堵住了忠臣的嘴不敢再说话了，对外是为诸侯报了仇，为他们拔掉眼中钉，我认为这件事陛下做得不对。”景帝喟然长叹道：“你说得对，我也非常悔恨啊！”
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再看一例，对比更能说明问题。
唐朝唐昭宗时期，凤翔的节度使李茂贞因为自认为自己攻打杨复恭有功，所以对朝廷非常傲慢无礼。他上给皇帝的奏章以及写给宰相杜让能的信里，用词都非常不恭敬。唐昭宗很生气，想要讨伐他。李茂贞却又上奏章，说了更多不恭敬的话，唐昭宗更加生气，决心要讨伐他，便命令宰相杜让能负责这件事。杜让能劝谏说：“陛下刚即位不久，朝政还没整顿好，李茂贞的地盘离长安又近，不宜和他结怨。但唐昭宗不听，还说：“你只要替朕调配好军队和粮草，朕会委托诸王指挥军队，不论成败都不会责怪你！”杜让能请求唐昭宗让朝廷内外的大臣一起合作完成这个任务，而不要只把责任交给他一个人。唐昭宗要杜让能不要推卸责任。杜让能哭着说：“我怎么敢逃避责任！陛下想做的事，就像当年唐宪宗想要削藩一样。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形势也不允许，我只怕将来我会像西汉的晁错一样，因为误解被杀，却没能平息像七国之乱那样的祸患。我怎么敢不遵从诏令，誓死报效国家呢！”于是，他开始为唐昭宗筹划征讨李茂贞的事宜。
然而，宰相崔昭纬私下里和李茂贞有勾结，成了他的耳目，杜让能的每一个举动，李茂贞当天就能知道。李茂贞便让他的党羽在长安城里纠集了上千人，在城里捣乱，反对讨伐他。京城的百姓有很多人逃到山里去，严刑峻法也禁不住。长安城里人心惶惶。景福二年八月，唐昭宗任命嗣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李锣为副使，领兵攻打李茂贞。李嗣周率领三万禁军驻扎在兴平，李茂贞和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合兵近六万人抵抗官军。九月，李茂贞的军队逼近兴平，禁军一听到风声就崩溃了。李茂贞的军队趁机逼近长安，京城震动，士人和百姓纷纷逃跑，市民和百姓又到宫门前请求诛杀首先主张用兵的人。
崔昭纬和杜让能一直不和，便秘密告诉李茂贞说：“用兵并不是皇上的意思，都是杜让能的计谋。”于是李茂贞在长安城西陈兵，上表奏报杜让能的罪行，请求诛杀他。杜让能对唐昭宗说：“我当初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就请诛杀我来消除兵灾吧。”唐昭宗流着泪说：“朕已经决定和你诀别了！”当天就把杜让能贬为梧州刺史，又把观军容使西门君遂流放到儋州，内枢密使李周潼流放到崖州，段诩流放到骧州。第二天，唐昭宗亲临安福门，斩了西门君遂、李周潼、段诩等人，又把杜让能贬为雷州司户，并被迫对李茂贞说：“迷惑我起兵的是这三个人，不是杜让能的罪。”但李茂贞仍然屯兵不退，声称：“必须诛杀杜让能，然后才退兵。”崔昭纬在暗中帮助他。十月，唐昭宗只好赐杜让能和他的弟弟户部侍郎杜弘微自尽，并诏告天下，谎称：“杜让能任用官员不当，全凭自己一时的喜爱，卖官鬻爵，聚敛的财富超过了巨万。”李茂贞这才退兵。从此以后，朝廷的举措都依照李茂贞、王行瑜的意思，宰相、宦官以及朝廷内外的大臣大多依附于他们两人，以倚仗他们的势力。
汉景帝错杀晁错以平七国之乱与唐昭宗让宰相杜让能讨伐李茂贞后败亡借口诛杀杜让能这两个历史事件，赤裸裸地体现了上至帝王的人性中的自私面。在七国之乱爆发后，汉景帝面临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为了平息叛乱，他最终决定牺牲晁错，将其腰斩于市，试图以此平息诸侯王的怒火。然而这一决策背后，汉景帝可能更多地是出于维护自身皇权统治稳定的考虑，至于公义或者公平以及老百姓的利益是可以先放一边的，更遑论晁错与他还有师徒情谊。他选择了牺牲一个忠诚的臣子和自己的老师来天真地期待可以换取诸侯王的退却与和平，这体现了在面临危险的关键时刻，人性中的自私和权谋可能会战胜理性和公正。
唐昭宗以失败为由，借口诛杀了杜让能。这一行为同样反映了人性中的自私和无情。唐昭宗将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杜让能，同样以此作为借口来平息李茂贞的怒火，难道这种非常幼稚的嫁祸行为他看不出来？这种“甩锅”和“牺牲他人以自保”的行为，正是人性中极度自私一面的体现。
这两个历史事件共同说明了人性中的自私面。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人们往往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而忽略他人的命运和心中的公义。这种自私不仅体现在对他人的利用和牺牲上，还体现在对责任的逃避和推诿上。
汉景帝错杀晁错以平七国之乱与唐昭宗诛杀杜让能这两个历史事件背后所体现的人性自私，有许多共通之处。
首先都是出于个人自保绝对优先的动机，在这两个事件中，决策者（汉景帝和唐昭宗）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我保护动机。他们都希望通过某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避免进一步的威胁或危机。这种自我保护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驱使他们做出了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却伤害了无辜者的决策。
其次，行为上体现了明显的责任推卸和诿过甩锅行为。汉景帝将七国之乱的责任归咎于晁错，认为他的政策引发了诸侯王的反叛；而唐昭宗则将讨伐李茂贞失败导致危及江山社稷都是杜让能的过错，以此作为诛杀他的借口。这种推卸责任的行为反映了人性中逃避责任、追求自我安慰的一面。
最后，结果都是牺牲他人来委曲求全，无论是汉景帝还是唐昭宗，他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对自己一心一意真正忠诚的大臣来保全自己的利益，这种为了自身安全而牺牲他人命运的行为，是人性自私的极端表现。难怪历史上那么多忠臣，忠臣之所以忠细思极恐啊。
生死逃亡，刘邦推子，人性自私的残酷抉择
刘邦被项羽大军围困于彭城，一路溃逃，人困马乏，死伤无数。逃跑途中遇到了他的儿子和女儿，就用马车载着他们一起跑。后面项羽的追兵喊杀声越来越近，此时车上多了两个小孩，虽然他们不是十分沉重，但对疲惫的战马来说是不小的负担，马车的速度便渐渐慢了下来。后面的季布带着骑兵却是快马加鞭地追赶，这一快一慢使得楚军又追了上来。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夏侯婴只能咬紧牙关猛抽已经快口吐白沫的战马的屁股，让它们跑得再快一些，可楚军还是一点儿一点儿地逼近了刘邦的马车。
此时，几次死里逃生又重陷绝境的刘邦几乎要崩溃了。他嫌车载得重马跑的慢，心一横就把两个孩子从车上推了下去。没想到赶车的夏侯婴在忙乱中还顾着车后的情况，第一时间发现身后有异，赶紧一个“急刹车”翻身跳下来，把两个孩子抱上车继续赶路，刘邦气得直骂：“寡人命都保不住还管孩子干什么！”
夏侯婴说：“他们都是大王的亲生骨肉，怎能丢下不管呢？”
继续跑了几里地，刘邦远远地看见楚军又追了上来，再次把两个小孩踢下去，夏侯婴又停车把小孩抱起来继续赶路。如是这般好几个来回，等到夏侯婴再次把小孩抱上车的时候，刘邦再也忍不住了，拔出剑来就要砍两个孩子。
面对当头劈下来的利剑，夏侯婴一边护住孩子闪身躲避，一边大声喊道：“大王！情势再紧急，我们不能想其他办法把马车赶得再快点儿吗？孩子有什么错，你怎么忍心抛下他们！”
夏侯婴的话语重新唤醒了刘邦的父爱，他收起手中的剑，从夏侯婴的怀里搂过两个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的孩子，一声不吭地跳上车，夏侯婴则继续赶着马车逃跑。就这样，两个孩子在夏侯婴的保护下脱离了险情。季布见再也追不上刘邦，只好回沛县刘邦的老家附近搜索。一番搜索之后，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妻子吕雉和刘邦的手下审食其被士兵们绑了带回楚军大营里做了人质。
后两军再次相持，刘邦占领成皋，项羽由进攻魏地赶忙回师驻军广汉，与汉军对峙。对峙数月，楚军粮少，项羽很忧虑，于是做了一个大砧板，把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放到上面，派人告诉刘邦说：“如果不投降，我就烹了你爹!”刘邦回复：“当初我和你都北面受命于怀王，约为兄弟，我爹就是你爹，如果你一定要把你爹烹了，也分我一碗肉汤。”项羽大怒，要把刘太公杀了。项伯说：“天下大事如何，不可预料。况且夺天下的人，根本不会顾家，杀他也没意义，只会给自己招祸。”项羽听劝，便不杀了。
刘邦，汉高祖，这一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开创了汉朝，汉族由此得名，其丰功伟绩自不必说。然而史书上记载的刘邦从来就不是一个道德完人和圣人，其身上体现出的很多本性更能真真实实反映人性的特征。从《资治通鉴》里记录的这些精彩程度堪比小说的史实看，刘邦在极端危机情境下所展现出的自私自利行为，完全就是 “人性本私”这一命题的一个深刻缩影。
刘邦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第一反应是尽可能减轻马车的负担以提高逃生的几率。三番五次将亲生子女推下车，尽管在道德和情感上极为残忍，但从生存本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自保的极端措施。
在面临项羽以刘太公为人质要挟投降的情境时，刘邦的回答虽然看似无情，但实际上是他对利益进行权衡后的结果。他明白项羽的真正意图并非真的要烹杀刘太公，而是以此作为逼迫他投降的手段。因此，他选择以言辞上的反击来展现自己的决心和不可动摇的立场，而非被亲情所左右做出可能损害大局的决策。从刘邦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特征可以看出：
首先，自我保护的优先性。人性中的自私首先体现在对自我安全的强烈保护欲望上。刘邦在逃亡过程中的行为，正是这种自我保护本能的极端体现。在生死关头，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存，而非他人的安危，即使是自己的儿女。
其次，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面临重大抉择时，人类往往会倾向于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刘邦在回应项羽的威胁时，没有因为亲情而轻易妥协，而是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弊后做出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这体现了人性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
当然，人性是复杂的，自私本质下个体定然存在情感与理性的极度冲突，刘邦在将子女推下车时显然受到了情感的煎熬，但在理性的驱使下仍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同样，在回应项羽的威胁时，他虽然在言辞上表现出冷漠无情，但内心可能也充满了对亲人的担忧和牵挂。这种情感与理性的冲突正是人性复杂性的体现。
利益面前，白首相知犹按剑，刎颈之交亦反目
楚汉之争时，张耳和陈馀的故事，充满了恩怨情仇。起初，他们都是大梁人，关系好到被称为刎颈之交。然而，随着时局的变迁，他们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秦朝灭亡魏国后，张耳和陈馀因为名声在外，被秦朝重金悬赏追捕。为了躲避追捕，他们改名换姓，一起逃到了陈地，以看门为生。在那里，他们经历了一次小插曲：里吏曾因过失鞭打陈馀，陈馀想要反抗，但张耳却踩住了他的脚，示意他忍受。这件事后来成为了他们友情的一个见证。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陈胜起义的爆发，张耳和陈馀也投身其中。在巨鹿之战中，张耳与赵王歇被困在巨鹿城中，而陈馀则率领数万兵马在巨鹿城北驻扎。尽管张耳多次派人向陈馀求救，但陈馀因为兵力不足，始终没敢出兵相救。这导致张耳对陈馀产生了极大的怨恨。
数月后，张耳终于逃出巨鹿城，与诸侯相见。当他与陈馀再次相见时，张耳责备陈馀不肯相救，并怀疑陈馀杀死了他派去的使者张黡、陈泽。两人因此大吵一架，陈馀愤怒之下作势假意将印绶解下推给张耳以表示自己并非重权轻义之人，谁知张耳毫不客气竟接受了。弄假成真的陈馀虽心怀不满，只得独自带着亲信几百人到大川大湖中捕鱼打猎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在项羽分封诸侯时，张耳因跟随项羽入关被封为常山王，而未跟从入关去渔猎的陈馀则只被封了其渔猎的南皮县及周边地方共三个县。陈馀对此极为不满，于是联合其他诸侯反楚，并袭击了张耳。张耳败走后，得到了韩信的帮助，最终攻破了赵国井陉，并在泜水河畔斩杀了陈馀。随后，张耳在汉王刘邦的支持下，被立为赵王。
这就是张耳和陈馀从生死之交到反目成仇，再到最终相杀的历史过程。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在权力和利益的面前，也可能变得陌生甚至敌对。按理说，这事主要责任在陈馀，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一切(尽管不是他的真实意愿)，项羽分封时仍顾及他以往的功劳，封给了他几个县。如果陈馀是真的隐士，那干脆连这几个县都推托掉，潇潇洒洒地笑傲江湖。可陈馀本质上并不是真的隐士，而是一个追名逐利的俗人，他前半生的隐忍、拼搏、奋斗、付出以及受的窝囊气都是有所图的。当最终得到的果子并不如自己想象中的大，尤其是看到曾经的挚友张耳得到的果子比自己大上两倍时，他的心态就开始失衡，将责任归咎于他人。于是，张耳和陈馀这两个曾经的至交彻底决裂，反目成仇，陈馀时刻不忘要从张耳手中把他认为本应属于他自己的果子抢回来。
原本基于共同理念和目标的友情，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下逐渐瓦解。陈馀对张耳的背叛，不仅是利益冲突的结果，更是人性中自私和背叛倾向的集中体现。
唐朝诗佛王维的一首《酌酒与裴迪》最能深刻描述人性幽暗在陈馀与张耳之间的关系变化。
酌酒与君君自宽，
人情翻覆似波澜。
白首相知犹按剑，
朱门先达笑弹冠。
“白首相知犹按剑”，多么冷酷的人性现实，友情在利益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即使白首相知了依然难以克服内心的戒备和猜疑。即使是最亲密的刎劲之交的友情关系，在面临利益冲突时也可能瞬间崩塌，人们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和防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