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避害是人性的基础
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之一，它贯穿于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这一特质源自于人类生存本能的需求，即在自然界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寻求利益、避免伤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个体行为上，趋利避害体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和深度。
趋利避害的成因可以从生物学和社会学两个维度来理解：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趋利避害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种自然选择机制。早期人类面临着各种生存挑战，如寻找食物以饱腹、躲避天敌以求存等。只有那些能够有效地趋利避害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逐渐内化为人格的一部分，成为人类行为的基础。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趋利避害也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社会规则、文化和价值观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为了适应社会环境，遵循社会规范，往往会表现出趋利避害的行为特征。
趋利避害的心理机制还涉及到情绪反应，比如快乐与满足感通常与积极结果相关联，而恐惧和痛苦则与负面结果相关联。这些情绪反应激励人们追求有益的事物并避免有害的事物。
趋利避害作为人性的基础本能，不仅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机制，也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通过对这一人性本能的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洞察人类行为的本质，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趋利避害都是推动人类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为人性的根本特征，趋利避害在人的行为决策中不同的情境下会体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如：避免冲突、从众行为、拒不认错、损失厌恶、利益最大化、势利、爱慕虚荣等等。
面对危害选择规避是天然的选择
避免冲突：例如，在人际交往中，为了避免冲突的危害，人们可能会选择妥协或保持沉默。苟且偷生、袖手旁观、明哲保身代表不同人群的选择，但都是一种避免直接冲突的行为方式。
秦二世继位后，中丞相赵高想独揽秦朝朝政大权，但又担心群臣不服，于是便先进行试验，牵来一只鹿献给二世说：“这是马啊。”二世笑道：“丞相错了吧？怎么把鹿叫作马？”即询问侍立左右的大臣们，群臣有的沉默不语，有的说是马以迎合赵高，有的则说是鹿。于是，赵高暗中借秦法陷害了那些明说是鹿的人。此后群臣都畏惧赵高，没有人敢谈论他的过错。
“指鹿为马”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人性中的趋利避害特征，特别是在权力斗争和政治权谋中的表现。赵高通过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方式来试探群臣的态度，这种在现代可理解为臣服实验的极端办法能非常简单粗暴地辨识出敌友。一些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选择迎合赵高，这都是趋利避害的人性体现。
在赵高的压力下，不少朝臣选择妥协和附和，放弃原则和真相。在利益面前选择趋利，在利害关头选择避害。人们在面对权力时可能会牺牲自己的价值观以换取安全或利益。朝臣们之所以附和赵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害怕被排挤或消除。这体现了人们在面对威胁时的恐惧心理，以及为了保护自身而做出的选择。
也有一些人坚持认为那是一只鹿而非马，这些人敢于说真话可能是低估了赵高的狠辣。但是当这些坚持原则的人被陷害后所有的人都开始畏惧低头，再一次体现了人性中避害的本性。
死不认错是人性骨子里的倔强
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战初，冀州别驾田丰就劝说袁绍：曹操善于用兵变化莫测，不可轻视。不如按兵不动以待良机。袁绍没有采纳，并因田丰极力劝谏而生怒，于是将田丰关进监狱。
袁绍兵败后，有人对田丰说："如今君应该得到重用了。"
田丰摇摇头，叹息道："袁公表面宽厚而内心猜忌，不能体谅我的忠心。倘若大获全胜，或许能赦免我；如今战败，一定会恼羞成怒。我不指望能活下去。"袁军将士都捶胸痛哭，认为田丰如在军中，一定不会失败。袁绍也觉得没有听田丰的劝阻，心中惭愧，但部将逢纪挑唆说："田丰听说将军战败，拍手大笑，庆幸他的预言实现了。"
袁绍十分气愤，向僚属们说："我没有采用田丰的计策，果然被他取笑。"
于是，他下令将田丰处死。当初，曹操听说田丰没有随军出征高兴地说：袁绍必败无疑。到袁绍仓皇逃跑时，曹操又说：假如袁绍采纳田丰的计策，胜败难以预料。
田丰是袁绍麾下的一位杰出谋士，以他的智谋和忠诚著称。然而，在官渡之战前夕，田丰劝谏袁绍不要贸然出兵，认为时机未到。尽管他的建议是出于对袁绍集团的整体利益考虑，但袁绍却因为自己的自尊心和权威受到挑战而拒绝听取。
袁绍出身名门望族，享有“四世三公”的美誉，这使得他极为看重自己的声望和权威。在袁绍看来，接受田丰的建议等于承认自己的决策失误，这对于一向自视甚高的他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即便田丰的建议可能是正确的，袁绍仍然选择了出兵，并最终在官渡之战中遭受惨败。
战后，袁绍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决策，反而因田丰的直言不讳而怀恨在心。他认为田丰的存在是对自己的无能和错误决策的不断提醒，这让他无法容忍。最终，田丰因直言进谏而被处决。
田丰的悲剧不仅令人惋惜，而且深刻揭示了人性中的一个重要秘密：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尤其是当这种错误触及到他们的尊严和权威时。这种心理倾向使得人们宁愿坚持错误的道路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误，甚至会采取极端手段来维护自己的面子和权威。
这一现象在心理学上可以用“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来解释。该效应指的是，当外部力量试图阻止两个人在一起时，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反而会变得更加牢固。这是因为人们有一种强烈的自主需求，希望自己的选择不受外界干预。当外部力量试图控制或改变他们的选择时，人们会产生逆反心理，更加坚定地维护自己的选择。从本质上讲，这种心理倾向源于人们对于自主权的渴望，以及对于正确性的追求。人们不愿被指责或控制，因此当外部力量试图影响他们的决定时，他们往往会更加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立场，哪怕这意味着坚持错误的选择。
知错能改非常人
西汉高帝七年，匈奴单于冒顿率领大军骚扰边境，攻城略地。警报传到长安，汉高帝刘邦亲自率兵征讨。刘邦抵达晋阳，得知冒顿驻兵代谷，就想大举进攻。他先后派出十批使者去刺探匈奴军队的动静。使者们回来后，不约而同地说："冒顿的部下都是老弱残兵，就连他们的马也都疲弱不堪。现在进攻，必胜无疑。"刘邦心里总不踏实，又派郎中刘敬出使匈奴，进一步摸清匈奴的虚实。
刘敬回来后，说："两国交战，总是夸耀自己的实力。匈奴只让臣等看见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其中必定有诈。臣认为，冒顿一定是把精兵隐藏起来，陛下千万不要上当。"
这时，汉朝的三十二万大军已经越过句（gou）注山，向北追击匈奴。刘邦求胜心切，哪里听得进刘敬的警告。他破口大骂道："齐虏凭着口舌做了官，现在竟敢胡言乱语阻挠我的军队！"骂完，他又下令逮捕刘敬，押解到广武监狱。
刘邦率领先头部队刚到平城，就见匈奴军队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冒顿的四十万精兵把刘邦围困在白登山上，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
刘邦被围困了七天，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后来，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派使者用重金贿赂冒顿的阙氏。阙氏便对冒顿说："两个君主不应彼此攻击。你就是夺得汉朝的土地，也不可能长久地居住在那里。再说，汉朝的君主有神灵保佑，你对付不了。"
冒顿原先和汉朝的内奸王黄、赵利约好会师的时间，但他们迟迟不来。冒顿怀疑他们和汉军有什么阴谋。于是，他索性卖个人情，撤开包围圈的一角，敞开通往平城的道路。
这时，正好遇上大雾天气。汉军先是试探性地在白登山与平城之间往来走动，匈奴军队毫无察觉。陈平还不放心，让士兵们用强弩搭上两支箭，箭头一律朝外，保护着刘邦从包围圈的缺口冲了出去。
白登解围以后，刘邦回到广武，首先把刘敬放出来，向他道歉："我没有听公的话，这才被围困在平城。我已经把先前的十批使者都杀了。"
刘邦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平民百姓成长为一代开国皇帝，并不仅仅依靠运气，而是因为他具备非凡的智慧和能力。其中，他能够大方地承认错误这一点尤为重要，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承认错误不仅能展示一个人的胸怀和气度，还能带来以下几个关键的好处：
第一，增强信任与支持
刘邦对待娄敬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一开始因为误解将娄敬关入大牢，但刘邦随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释放了娄敬，甚至授予他建信侯的称号。这种举动不仅赢得了娄敬的感激和信任，也让其他人看到了刘邦的宽宏大度，从而更加愿意支持他。通过承认错误，刘邦满足了对方的自尊心，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感对于凝聚人心、团结团队至关重要。
第二，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面对错误时，若一味推卸责任，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相反，承认错误并接受现实，能够让人们聚焦于问题本身，而不是相互指责，从而更快地找到解决方案。刘邦的做法展示了领导者应当如何面对挑战：承认错误、分析原因、制定对策。这种务实的态度有助于解决问题，而不是让问题恶化。
第三，开阔视野，避免更大的损失
敢于承认错误的人不会固守己见，而是愿意倾听不同的声音和建议。这样可以避免因偏见而做出错误决策，从而避免更大的损失。刘邦的开放态度使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审视问题，采纳有益的意见，最终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
刘邦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学习和成长。面对不同的意见时，很多人会本能地启动情绪脑来进行防御，但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懂得将每一次反对意见视为改进和完善自己的机会。这种心态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也是成功领导者的必备品质。
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我们经常用“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来比喻比起虚无缥缈的潜在巨大利益还不如实实在在抓住能马上到手的微小收益。同时这句话也深刻体现了人们内心损失厌恶的心理。这句话的意思是，拥有确定的一只鸟（即确定的收益或好处）比拥有可能在林子里但尚未捕获的十只鸟（即潜在但不确定的收益）更为可靠和有价值。它反映了人们倾向于避免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偏好于已经到手、确定无疑的好处，这正是损失厌恶心理的一种表现。损失厌恶使人们更加珍视和保护已经拥有的东西，害怕失去它们，因此更愿意选择那些风险较小、确定性较高的选项。
李师道（？-公元819年），营州（今辽宁朝阳市）人，高句丽族。唐朝地方割据军阀，唐宪宗时期平卢淄青节度使。 初为密州刺史 。元和元年，兄长李师古死后，自领平卢淄青节度使，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割据十二州之地，其势炙手可热。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后，其子吴元济自称留后不服朝廷命令发动叛乱。唐宪宗在宰相武元衡和大臣裴度支持下发兵平叛。元和十年，李师道要求停止讨伐淮西吴元济，遭到朝廷拒绝。于是，遣人焚烧河阴仓，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裴度。
由于其一直有心谋反，判官高沐和同僚郭昈、李公度曾经多次劝阻，他不仅不听反而心怀怨恨。淮西之乱平定后，李师道兔死狐悲，忧惧交加，一时竟慌了手脚。李公度和牙将李英县乘机劝他向朝廷送去人质、献出土地来赎罪。李师道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派使者上书说，让他的长子入朝侍卫，并献上沂州、密州、海州。
唐宪宗李纯答应了他的要求。
然而，李师道生性愚昧懦弱，军府中的大事，他总喜欢与妻子魏氏以及家奴、婢女商议。魏氏自然不愿意让儿子做人质，她说："从先司徒以来，就有这十二个州，怎么能无缘无故地就献出去呢？现在境内的兵力不下几十万，朝廷以兵相加，如果力战不能取胜，再献上三州也不算晚。"
李师道听了这些话，马上后悔了。他把李公度囚禁起来，把李英县贬到莱州。李英昙还没上任，又被他派人勒死。
当左常侍李逊作为朝廷使者来到郓州时，李师道就以将士们反对为借口，拒绝交出人质和割让土地。
李纯大怒，下令兴兵讨伐李师道。李师道的幕僚贾直言多次劝谏李师道，其中一次竟抬着棺材，冒死劝谏。他还画了一幅李师道被关在囚车中、妻子儿女都被五花大绑的图画送给李师道。李师道十分恼怒，把他关押进牢房。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二月，魏博军和义成军把俘获的李师道的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送往京都。李纯把他们全部释放，并宣布："朕要杀的只是李师道一个人而已。"
平卢军队得知消息，向朝廷投降的人络绎不绝。武宁节度使李想率领平卢军队出兵十一次，每次都大获全胜。李师道竟吓得大病一场。
由于官军日益逼近，李师道只好征用民夫修治郓州城池，连妇女也不放过。百姓对他又恨又怕。
后唐宪宗派诸镇大军围攻，李师道内部矛盾分化，为部将刘悟所杀。其愚昧顽劣到头来只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李师道的行为从损失厌恶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很有意思。损失厌恶是指人们对于损失的厌恶程度通常大于对等量收益的喜好。这意味着在面对损失和收益的选择时，人们往往会更加重视避免损失，而忽视潜在的收益。
对潜在损失的过度反应
李师道最初表现出愿意向朝廷低头的迹象，当他看到淮西之乱平定后，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决定向朝廷送人质并献出土地。这是他试图通过牺牲一部分利益来换取更大的安全性的举动。随后因妻子及家人的反对而改变主意，这表明他对于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土地感到极度不安。他更愿意冒着继续对抗的风险，也不愿意接受已经做出的妥协。
决策受到情绪而非理性驱动
李师道在听取家人意见后立刻改变了立场，这说明他在决策时容易受情绪影响。他对于潜在损失的恐惧超越了对现实情况的理性评估。他对李公度和李英县的处理方式，包括囚禁和杀害，也显示出他面对压力时情绪化的反应，而不是冷静地考虑长期后果。
避免短期损失而忽视长期后果
李师道最初同意向朝廷妥协，但后来因为害怕失去土地而反悔。这种行为显示了他宁愿保持现状，也不愿接受任何即时的损失，即便这可能导致更大的长期损失。他拒绝向朝廷交出人质和土地，这实际上加剧了与朝廷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了全面战争的爆发，而这一战争最终导致了他的覆灭。
李师道的行为体现了典型的损失厌恶特征，他在面临选择时更倾向于避免潜在的损失，而不愿意接受必要的妥协。这种心理导致他在决策时变得优柔寡断，最终错失了与朝廷和解的最佳时机，从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实力不够，装孙子来凑
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人们有时会调整自己的道德标准以适应不同的情境。甚至我们在史书中常看到“当孙子”的人物与事件。那些甘愿降低身份去“当/装孙子”的人，往往是出于对非分利益的追求。一个安分守己的人通常满足于正当的利益，不需要通过卑躬屈膝的方式来获取额外的好处。只有在追求非分利益时，才会出现这种行为。所谓“装孙子”，本质上是指向他人卑躬屈膝的行为，这种行为有两种典型的情况：一种是因生活所迫不得不采取此行为，尽管这种“被动”装孙子让人感到无奈，但尚可理解；另一种则是“主动”装孙子，这类人原本有能力正直地生活，但他们选择放弃尊严以换取富人或权贵的些许恩惠，这种行为反映出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过度崇拜，牺牲了个人的尊严和原则。所以，人们常用“走狗”之类的话来形容他们。我们来看下中国历史上“装孙子”装得最到位的“儿子皇帝”石敬瑭。
石敬瑭是五代十国时后晋的开国皇帝，沙陀人。他年轻时敦厚寡言，善射，深得后唐庄宗义弟李嗣源的赏识，李嗣源并将女儿嫁给了他。同光四年（926年），赵在礼作乱，李嗣源奉命讨伐，到了魏州时，发生兵变，众拥推李嗣源为主。李嗣源正在犹豫之际，接受了石敬瑭的建议，迅速出兵占领了汴州。庄宗自京城洛阳来汴，没能进入，返回洛阳，遭伶人射杀而亡，李嗣源即位，这就是后唐明宗。石敬瑭在明宗期间，先后任保义、宣武、天雄、河阳、河东节度使。长兴四年（933年），明宗死，其子李从厚即位，是为闵帝，加石敬瑭中书令，徙镇成德。清泰元年（974年），复镇太原。潞王李从珂反于凤翔，闵帝出奔，路遇石敬瑭，被石敬瑭扣留于卫州（今河南汲县）。不久，李从珂杀闵帝即皇帝位，是为末帝。末帝猜疑石敬瑭，石敬瑭于清泰三年（936 年）造反。他一方面上表论末帝不当立，应立李从益；一方面派桑维翰出使契丹，以割让燕云十六州、每年献帛三十万、称臣称儿为条件，换取契丹对自己的支持。这年十一月，契丹主在太原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国号晋。到此石敬瑭“装孙子”装到了极致，也造就了中国古代最“孙子”的称帝之路。公元936年闰十一月，石敬瑭攻洛阳，末帝李从珂自焚，后唐亡。次年，石敬瑭迁都汴州。他在位七年，给中原百姓带来了极大灾难。死时51岁。
石敬瑭此人，在历史上骂名居多。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割让燕云十六州并当契丹人的孙子显然是被那皇帝宝座所诱惑，说到底，不过是为了攫取那份巨大的“利益”罢了。然而，他这孙子当得给中原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以及留下千古骂名实在令人唏嘘。由此可见，若要扮演“孙子”角色，必须得拿捏得恰到好处，顺应民心才是正道。
所谓“装孙子”，其本质无非是通过“辈分的颠倒”来谋取“不应得的利益”。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心理与成就方面的追求，远胜于基本的温饱需求。因此，“装孙子”的行为，虽然在物质上或许有所斩获，但在精神上却是得不偿失，就像石敬瑭虽然登上了皇位，却背负了“儿皇帝”的千古骂名。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或许并未全然沦为“孙子”的角色，但也难免有过几番“委曲求全”的经历。这往往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万般无奈之举。毕竟，人若无利益，便难以立足。在迫不得已之时，“暂且低头”也情有可原。毕竟，实力不济，只好以“装孙子”来弥补，这便是人性的真实写照。
幸福是比较出来的，不幸更是比出来的
社会比较，简而言之，是个体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来评估自己的一种方式。这种行为深刻地反映了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是这一人性特征的外在表现。
趋利方面，社会比较帮助个体寻求自我提升和优势确认。人们倾向于与比自己稍好一些的人进行比较（即上行比较），以此作为激励自己进步和超越的标杆。这种比较能够激发个体的潜能，促使他们追求更高的目标，以获得更大的利益或成就。
避害方面，社会比较则帮助个体避免潜在的风险和威胁。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个体能够评估自己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从而识别出可能对自己造成不利影响的因素。这种比较促使个体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或损失，例如调整自己的态度、行为或目标，以避免与他人的竞争冲突或适应不利的环境变化。
社会比较作为趋利避害人性特征的外在表现，既体现了人类对自我提升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也反映了他们对风险和威胁的警觉与防范。通过社会比较，个体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实现自我发展和保护。我们来看下《资治通鉴》中记录的几个挺有意思的历史对话场景。
场景1
皇帝（东汉桓帝）从容问侍中、陈留人爰延：“你看朕是什么样的君主？”爰延回答说：“陛下为汉朝中等的君主。”皇帝问：“为什么这么讲？”爰延回答说：“尚书令陈蕃主政，则天下得到治理；中常侍黄门参政，则国家混乱。所以陛下是可以一起为善，也可以一起为非。”皇帝说：“当年朱云折断栏杆，如今侍中你当面批评朕，我知道我的毛病了。”拜爰延为中郎将，后来一路升迁到大鸿胪。
场景2
汉灵帝问侍中杨奇：“朕何如桓帝?”回答:"陛下躬秉艺文，圣才雅藻，有优先帝，礼善慎刑，或未之有。今天下以陛下准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大意是您的文艺水平比他高，治国水平就没那么高了）"帝不悦。
场景3
晋武帝曾问刘毅：“我可以和汉朝哪个皇帝相比？”刘毅回答说：“可与桓帝、灵帝相比。”晋武帝说：“何至于到这个地步？”刘毅说：“桓帝、灵帝出卖官职钱都进了官府的仓库，陛下出卖官职钱都进了个人的家门，凭这一点来说，大概还不如桓帝、灵帝了。”晋武帝大笑道：“桓帝、灵帝的时代，听不到这样的话，现在朕有正直的臣下，已经胜过桓帝、灵帝了。”
场景4
后赵主石勒大宴群臣，对徐光说：“朕可与自古以来哪位皇帝相比？”徐光说：“陛下神武谋略超过汉高祖，后世没有能跟您相比的。”石勒笑道：“人岂能没有自知之明！你的话太过了。朕如果遇到汉高祖，当北面侍奉他，与韩信、彭越并肩而立；如果遇上光武帝，朕当与他并驱中原，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大丈夫行事，应该光明磊落，如日月皎然，终究不要效仿曹操、司马懿，欺人孤儿寡母，狐媚以取天下。”群臣皆顿首称万岁。
场景5
在一次与宰相封孚的对话中，南燕末代皇帝慕容超询问自己与历史上的哪位君王相似。封孚回答说，慕容超的行为和决策更像是夏桀和商纣那样的君主，这两位都是历史上以暴政和残暴著称的君主。这样的回答让慕容超感到羞惭愤怒，而封孚则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
场景6
北周武帝灭北齐，问投降的儒士熊安生：“朕何如（周）武王？”安生回答：“武王伐纣，悬首白旗；陛下平齐，兵不血刃，愚谓圣略为优。“帝大悅。
场景7
唐开成四年，唐文宗退居思政之职，悄悄问学士周墀：“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周墀再次表示敬意：“臣下们没有资格评价这件事。但世人都说陛下是尧舜之主。”文宗苦笑着说：“你的意思是，如果和周赧王、汉献帝比呢？”周墀跪下说：“陛下之德，非周成、康王、文帝、景帝可比。怎么能和那两个君主比呢？”文宗说：“周赧王和汉献帝都受制于手下的强大的诸侯。今天我受制于家奴，远不如他们啊。”说着，不免又是一阵心酸。
场景8
宋太宗问宰相们：“朕何如唐太宗？”大臣纷纷表示：“陛下尧、舜，何太宗可比？”李昉慢慢念诵白乐天《七德舞》词：“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宋太宗连忙说：“朕不及，朕不及。”
在历史上，帝王们常常被用来作为标杆或反面教材比较，以作为后人努力的目标或者行为的警示。这些作为比较的典型反映了不同朝代对于理想君主的不同期待和评价标准。
标杆类帝王：尧舜、周武、唐宗汉祖
尧是中国传说中的五帝之一，被认为是贤明公正的君主。相传尧在位期间实行德政，选拔贤能，以仁爱治国，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舜是继尧之后的五帝之一，同样以仁德闻名。舜继承了尧的德政传统，继续推行仁政，选拔贤能，深受人民爱戴。
周武王是周朝的开国君主，通过伐纣建立了周朝，被认为是推翻暴政、施行仁政的典范。周武王的治国理念强调以德治国，实行礼仪制度，奠定了周朝的基石。
汉高祖刘邦作为西汉的开国君主，通过消灭项羽统一中国，结束了秦末战国时代的纷争。刘邦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奠定了汉朝初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以其英明治国和开拓疆土著称。唐太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科举制度的完善、法律的修订等，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反面教材类帝王：夏桀、商纣、东汉桓灵二帝
夏桀：夏朝最后一位君主，以其暴政和奢侈著称。夏桀在位期间生活奢侈，滥用民力，最终导致了夏朝的灭亡。
商纣：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同样以暴政著称。商纣在位期间，生活奢侈，滥杀无辜，最终被周武王推翻。
桓帝：东汉中末期的一位皇帝，虽然在位期间也有一些积极的举措，但整体上被认为是昏庸无能的代表。桓帝宠信宦官，导致朝政混乱。
灵帝：东汉末期的一位皇帝，同样宠信宦官，朝政腐败严重，最终导致了东汉的衰落。
这些标杆类和反面教材类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标杆类帝王代表了理想的治国之道，强调德政、仁政和贤能的重要性；而反面教材类帝王则警示后人，暴政、奢侈和腐败会导致国家的衰亡。帝王们通过与这些标准的比较，既可以自我反省，也可以向臣民传递治国的理念和价值观。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句俗语生动揭示了人性中的势利一面，它是趋利避害本能的一种表现形式。趋利避害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漫长进化过程中促使我们形成追求利益与规避危险的本能。势利即过分重视权势、地位与财富，并据此区别对待他人。具体表现为对有权有势者趋炎附势，而对贫困弱势者则冷漠甚至歧视。这种行为背后的驱动力在于期望从有权势者那里获得物质或地位上的利益，同时避免与贫困者交往可能带来的风险或损失，如浪费资源或损害自身形象。这种社会适应策略虽有助于个体或群体获取更多资源与机会，但也可能导致社会不公与人情冷漠。且看《资治通鉴》中苏秦所遭遇的世态炎凉。
苏秦是鬼谷子的弟子之一，下山后又在外游学多年，回到家以后，他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买了快马轻裘，将自己打扮得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准备闯荡列国，到外面干出一番大事业。他先是游说洛阳的周显王，但是周显王没发现苏秦有多高明，就找个借口就把他给打发了。然后苏秦又来到当时最强的秦国游说秦惠文王，建议秦惠文王接受他“连横”的思想，无奈当时秦惠文王对这个也不太感冒，接连几次都谢绝了苏秦的建议。
不久以后苏秦带的钱都用完了，连身上的皮衣也穿破了，只好落魄的回到了家。一进家门，苏秦就发现家里人都对他很冷淡，妻子看都不看他一眼继续在织机上织自己的布，嫂子也不去给他做饭，连父母都不想和他说话了（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长叹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过错啊！”于是羞愧难当的苏秦从家里找出包括姜子牙姜太公留下《六韬》、《阴符》等兵法书藉，立志继续发奋读书，这一段时间里苏秦不分黑夜白昼，悬梁刺股，一晃就过去了三年，他终于觉得自己已经能够把所有的知识融会贯通，有点学而有成的意思了。但是鉴于上一次失败的教训，家里已经没有人愿意资助他再次出去游说了，他找到自己的弟弟苏代和苏厉，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两个弟弟一开始也不太情愿，但经过聊天发现苏秦的学问果然是精进了不少，于是他们决定再帮苏秦一回。最后在两个弟弟的资助下，苏秦又开始了自己的游说之路。
这一次苏秦直接来到了燕国，果然很快就受到了燕文公的赏识。在燕文公的帮助下，苏秦还顺利说服了山东六国国君组成合纵联盟，一起对付强大的秦国。组成合纵联盟以后，苏秦一人兼佩六国相印，还被推举为从约长（相当于合纵联盟的联盟长），一时风光无限！
有一次，苏秦要从楚国去赵国办事，途经洛阳的时候就准备顺道回家省亲一趟。亲戚朋友们听说苏秦要荣归故里，纷纷张灯结彩，早早的清扫了道路，只为了迎接他的到来。苏秦回到家以后，家人们都毕恭毕敬“蛇行匍匐”在地，甚至不敢抬头仰望，苏秦开玩笑地问他的嫂子说：“嫂子为什么过去那么趾高气扬，而现在又如此卑躬屈膝呢（何前倔而后卑也）？”嫂子回答说：“因为你地位尊贵而且很有钱呀（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也）！”苏秦并不计较之前家人的冷落，把自己带来的一千金都赏赐给了亲戚和朋友，临走时他不禁感叹道：“唉！贫穷的时候父母不把我当儿子，富贵的时候连亲戚也畏惧，人活在世上，权势地位和荣华富贵，难道是可以忽视的吗？”
苏秦发达后，他的嫂子在见到他时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当她再次面对苏秦时，她不再像过去那样趾高气扬，而是变得异常谦卑和恭敬。当苏秦问她为何过去态度傲慢而如今又如此卑躬屈膝时，嫂子回答说：“因为小叔子你现在地位高，钱又多啊！”这句话直接体现了她态度的转变完全是基于苏秦现在的权势和财富。她并没有提及苏秦的个人品质、能力或是他对家庭的贡献，只是单纯地看重了他现在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
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人性的现实性和趋利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财富等因素来调整自己的交往方式和态度。而苏秦嫂子的回答，正是这种现实性和趋利性的直接体现。
同时，这句话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嫂子的回答可能并非出于真心，而是出于对社会现实的适应和对权势、财富的畏惧。这种复杂性使得人性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句话反映了极端情境下人性的复杂面貌。趋利避害是人类面对威胁时的本能反应，即使是在婚姻这样的紧密关系中，当遭遇巨大困境时，个体也可能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做出优先考虑自身安全和利益的选择。此外，在极端的压力之下，人们可能会失去理智，难以平衡即时的安全需求与长期的情感承诺。这种情况下，夫妻间的价值观与道德选择可能发生冲突，一方可能因为生存的迫切需要而忽视对伴侣的责任感。这句话不仅揭示了趋利避害的人性特征，也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体现，提醒我们在逆境中既要理解人性的本能反应，也要努力维护道德标准和情感纽带的重要性。且看赤壁之战前夕孙权与群臣的对话。
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十月，丞相曹操写信给讨虏将军孙权，威胁道："今奉天子之命讨伐罪臣，旌旗南指，刘琮束手归降。如今整顿了水军八十万人，正要与将军在吴地会猎。"
孙权将这封书信展示给部属，他们吓得惊慌失色。长史张昭劝孙权说："将军原先可以凭借长江天险与曹操抗衡，如今曹操占据荆州，得到刘表水军数以千计的朦瞳，沿江水陆并进。这样一来，长江天险曹操与我共有，而双方兵力又如此悬殊，怎么能抵抗曹操？愚以为，最好是迎接曹操。"
众人议论纷纷，只有临淮人鲁肃（字子敬）一言不发。孙权起身上厕所，鲁肃赶紧跟在后面追到屋檐下。孙权知道鲁肃的意思，握着他的手问："卿有什么要说的？"鲁肃急切地说："刚才众人的议论，只能误了将军，不值得与他们讨论大事。如今肃可以迎接曹操，将军却不可以。肃迎接曹操，还可以捞到一官半职，将军要是归顺曹操，还能到哪里去安身？希望将军早定大计。"
孙权感叹道："诸人的议论，让孤失望，只有卿的策略，才符合孤的心愿。"
当时，中护军周瑜（字公瑾）正在鄱阳训练水军，鲁肃劝孙权赶快将其召回。周瑜连夜赶到柴桑，对孙权说："曹操名为汉相，实是汉贼。将军割据江东，地方几千里，兵精粮足，应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铲残去秽。况且曹操是来送死的，怎么能迎接他呢？"
接着，周瑜又为孙权分析曹军的弱点，鼓励道："如今北方尚未平定，马超、韩遂驻扎在函谷关以西，是曹操的后患。曹操舍弃鞍马，用船与吴越作战，是舍长用短；眼下天寒地冻，战马缺乏草料；北方士兵来到南方，水土不服，必然生病。这些都是曹军的致命弱点，也是用兵大忌。当下正是击败曹操的最好时机，请将军拨给瑜几万精兵，开赴夏口，击败曹操。"
孙权精神振奋，猛地拔出佩刀，一刀砍下案几的一角，大声说道："谁要是再提迎降曹操，就和这张案几一样！"
当天夜里，周瑜又去见孙权，进一步分析说："曹操信中说有水军八十万，不过是虚张声势。其实，曹操率领的中国士兵不过十五六万，由于长期征战，早已疲惫不堪；新收降的荆州军队，有七八万人，并非真心归附。因此，曹军人数虽多，却不足畏惧。瑜只要五万精兵，就可以击败曹军。"
孙权拍着周瑜的背，激动地说："公瑾，卿说到如此地步，非常合孤的心意。张昭等人只顾自己的妻子儿女，使孤非常失望。只有卿和子敬与孤不谋而合，这是上天派卿二人来辅佐孤。孤已为公瑾挑选三万精兵，战船、粮草及武器装备都已备齐，公瑾和子敬、程公率兵先行，孤为你们继续调集人马，多运辎重粮草，做卿的后援。"
孙权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统率三万精兵与刘备合力迎战曹军；任命鲁肃为赞军校尉，协助筹划战略部署。周瑜率军经过樊口，与刘备商议联合抗曹的战略，然后，大军继续前进，在赤壁与曹军相遇。
后孙刘联军通过黄盖诈降并用火攻方式大败曹操大军。史称赤壁大战，由此奠定了后面魏蜀吴三家的鼎立之势。
在曹操大军压境的紧迫时刻，孙权的大臣们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他们的选择深刻体现了趋利避害的人性特征。
利益考量
曹操的信件对东吴构成了直接的军事威胁，这迫使东吴必须考虑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东吴君臣需要权衡迎战和投降两种选择的利益与风险。投降可能保全个人的生命和地位，但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迎战虽然充满风险，但如果胜利，则可以维护东吴的独立性和领土完整。投降可能会使他们在新的政权下获得一席之地，但也可能失去原有的权力和地位；而抵抗则可能带来胜利的荣耀和更高的地位，但前提是必须赢得战争。
避害心理
张昭等大臣主张投降曹操，反映了避害的心理，尤其优先考虑了个人和家族的荣华富贵，即避免与强大的曹操发生冲突，以确保东吴的生存。孙权最初听取了张昭的意见，这表明他也存在避害的心理，担心迎战曹操可能会导致东吴的毁灭。
趋利行为
鲁肃反对投降，认为投降只能保全个人，而无法保障东吴的整体利益。这体现了趋利的行为，即追求对东吴整体最有利的结果。周瑜分析了曹军的弱点，提出迎战曹操的可能性，并强调了东吴的优势。这同样体现了趋利的行为，即寻求通过军事手段实现东吴的最大利益。
东吴君臣在面对曹操大军征伐时的决策过程，展现了趋利避害的人性特征。这一过程中，既有对个人安全的考虑，也有对集体利益的追求；既有对风险的规避，也有对机会的把握。最终，东吴君臣这些同林鸟在孙权刚毅决断之下避免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凄惨下场，不仅保护了东吴的独立性，也为后来三国鼎立的局面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