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追求安全感是人性的重要本质之一，这是因为安全感直接关系到个体的生存和繁衍能力。在早期人类的历史中，生存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因此能够感知并减少威胁的能力成为了生存的关键因素。
安全感是什么
安全感通常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它指的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生活稳定性和应对挑战的能力所持有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建立在个体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信任之上，并涉及大脑中的杏仁核、海马体等区域的功能，这些区域在处理情绪信息时发挥重要作用，影响个体对威胁的感知及其反应。
作为一种普遍的人性特征，安全感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心理行为：
自我认知与价值感：
拥有积极的自我形象，对自我价值有清晰的认知，并对自己持有正面的评价。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具备自我保护和自我实现的能力。
情绪稳定与调节：
情绪相对稳定，不易因外界变化而产生过度的焦虑、抑郁或恐惧等负面情绪。能够有效地调节和管理自己的情绪，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稳定。
人际关系与信任度：
拥有健康的人际关系，能够与家人、朋友、同事等建立良好的互动和沟通。对他人持有信任态度，相信他人是友善的、可信赖的，并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历。
应对挑战与韧性：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时，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具备心理韧性，即能够在经历挫折和失败后迅速恢复过来，并继续前行。
确定性与掌控感：
对未来事情的走势比较确信，确定性较强从而相信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和未来。设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并为之付出努力，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梦想。
自我接纳与宽容：
对自己持有接纳和宽容的态度，不苛求完美，能够容忍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对他人也持有宽容和友好的态度，能够理解和包容他人的不同观点和行为。
社会支持与归属感：
愿意寻求社会支持，与他人建立紧密的联系和合作。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能够从集体中获得力量和支持。
安全感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感受，它涉及个体对自我、他人、未来以及环境的认知、情感和态度。一个具有较强安全感的人通常能够保持情绪稳定、积极应对挑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享受生活的美好。这种心理特征广泛存在于不同的人群和文化中，是人类基本心理需求的一部分。
安全感的重要性
安全感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对于个体的成长、发展和幸福感至关重要。有了安全感，个体才能建立起自信、自尊，并与他人建立信任的人际关系。这种基本的人际信任是形成健康、积极人际关系的关键。同时，安全感也是个体积极发掘自身潜力、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前提。
缺乏安全感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自卑、人际关系紧张等。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个体的情绪状态和生活质量，还可能对其身心健康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因此，关注和提升个体的安全感是维护心理健康、促进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生存基础：安全感首先关乎基本的生存需求。在远古时期，能够识别潜在危险（如捕食者、自然灾害等）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自己的个体更有可能生存下来。
资源获取：稳定和可预测的环境有助于个体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源，比如食物、水源和住所。这些资源对于维持生命至关重要。
社会联系：在社会环境中，稳定的社交网络提供了支持和保护，有助于个体应对挑战和危机。安全感有助于建立信任和合作的关系。
繁衍后代：一个安全的环境有利于抚育后代，保证他们健康成长直至能够独立。这对于遗传基因的延续非常重要。
当个体失去安全感后，其心理和行为表现通常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反映了人类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失控感时的自然反应。失去安全感或者缺乏安全感时的一些常见心理和行为表现：
焦虑与恐惧：失去安全感最直接的心理反应是焦虑和恐惧。个体会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担忧，害怕失去控制或遭遇不可预见的危险。这种情绪状态可能持续存在，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决策能力。面对可能带来威胁或不确定性的情境，个体可能会选择回避或逃避。这种行为策略虽然短期内可以减轻焦虑和恐惧，但长期来看可能阻碍个体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能力发展。
不信任与多疑：在安全感缺失的情况下，个体可能会对周围的人和事产生不信任感，容易怀疑他人的动机和意图。通常表现为对他人或事物的过度疑虑、不信任和猜忌。这种特征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的性格、生活经历、社会环境等。不同的个体在面对相同的情境时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可能更加倾向于信任和包容，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更容易产生疑虑和猜忌。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的性格特点和心理倾向所决定的。这种多疑心理会加剧个体的孤独感和隔离感，进一步削弱其社会支持系统。这一特征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多疑是人性骨子里的特征。
自卑与无助：长期缺乏安全感可能导致个体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出现自卑情绪。同时，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个体可能会感到无力应对，产生无助感。这种心理状态会限制个体的潜能发挥和成长。在安全感缺失时，个体可能会寻求外部的支持和依赖，如过度依赖家人、朋友或权威人士。他们可能会变得特别粘附于这些关系，试图通过紧密的联系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
控制欲增强：为了弥补失去的安全感，个体可能会试图通过加强控制来恢复对环境的掌控感。这包括对自己和周围人的严格要求、追求完美以及过度关注细节等方面。然而，这种控制欲的增强往往适得其反，可能引发更多的冲突和矛盾。有时，个体在失去安全感后可能会表现出攻击性和敌对行为。他们可能通过攻击他人来转移自己的不安和焦虑情绪，或者试图通过展现强势来重新获得对环境的掌控感。然而，这种行为往往只会加剧矛盾和冲突。
追求安全感的行为表现
依据对外部环境或者事态的确定性及可控性程度的不同，个体在追求安全感方面会体现出不同的行为表现，主要为三大类：追求确定性与掌控感、寻求信任与适度依赖以及实现自我认同与和谐平衡。
追求确定性与掌控感：这是人们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和恐惧，而倾向于寻找稳定、可预测的环境和结果。同时，掌控感也是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它赋予了个体对生活的自主权和影响力，增强了自信和动力。
寻求信任与适度依赖感：在人际关系中，信任是建立稳固关系的基础。人们通过寻求他人的信任和支持，来获得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适度的依赖感也是必要的，它让人们知道在需要时有人可以依靠，但这种依赖并不是无条件的或过度的，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的。
自我认同与和谐平衡：自我认同是个体对自身价值和能力的肯定，是形成稳定自我概念的关键。当个体能够清晰地认识自己，并对自己持有积极的态度时，他们的情绪也会更加稳定。情绪稳定的和谐平衡感是安全感的重要体现，它使个体能够从容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
追求安全感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本能，它帮助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虽然这些行为在原始社会中具有明显的生存价值，但在现代社会中，过度的控制欲、多疑等行为可能不再总是适应性的，有时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找到平衡点，既满足对安全感的需求又不过度牺牲其他重要的社会和个人发展因素，是现代社会中值得探索的问题。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记录了中国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书，其中确实蕴含了丰富的人性安全感的历史材料。帝王等大人物的安全感主要体现在追求确定性和掌控感，将相卿候等官僚的安全感更多体现在寻求信任与适度依赖感，平民百姓等小人物的安全感更多体现在自我认同与情绪稳定。
大人物的安全感：追求确定性和掌控感
追求确定性
帝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决策往往影响深远，因此他们倾向于追求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确定性，以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例如，通过设立完善的官僚体系、制定严格的法律制度、加强中央集权等措施，以确保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行和政策的有效执行。同时，他们也会通过祭祀、占卜等方式寻求天意的指引，以增加决策的确定性和合法性。
掌控感
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需要保持对国家各方面的掌控力，以防止权臣、外戚、藩镇等势力的威胁。具体表现：通过设立特务机构、加强军事力量、削弱地方势力等手段，以实现对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全面掌控。此外，他们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如联姻、封赏、贬谪等）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
达官贵人的安全感：寻求信任与适度依赖感
寻求信任
将相卿候等官僚作为国家的重臣，其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他们需要得到帝王的信任和支持，以确保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命安全。通过忠诚于帝王、勤勉于政务、廉洁奉公等方式来赢得帝王的信任。同时，他们也会通过结交同僚、培养亲信等手段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以形成稳固的政治联盟。
适度依赖感
将相卿候等官僚在履行职责时，既需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以发挥自己的能力，又需要依赖帝王的支持和庇护以保护自己免受攻击。在重大决策上，他们会主动向帝王请示汇报，以显示自己的忠诚和依赖；同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他们也会灵活运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源，以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这种适度依赖感既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他们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生存之道。
平民百姓等小人物的安全感：自我认同与情绪稳定
自我认同
平民百姓作为社会的底层群体，其生活往往充满艰辛和不确定性。他们需要通过自我认同来增强自己的归属感和价值感。通过参与家族、宗族、社区等社会组织活动来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和支持系统；通过传承和弘扬家族文化、地方习俗等方式来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这种自我认同不仅有助于他们在困难时期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勇气，也有助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归属感和价值感。
情绪稳定
平民百姓的生活往往受到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他们经常处于紧张和不安的状态中。因此，情绪稳定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通过宗教信仰、民间信仰等方式来寻求心灵的慰藉和寄托；通过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等方式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积极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来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这种情绪稳定不仅有助于他们保持身心健康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也有助于他们在困境中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
《资治通鉴》中记录的大量历史材料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在追求安全感方面的不同表现和特点。这些史料不仅为我们深入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我们今天理解和应对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
战国时期，燕国军队围攻齐国莒地和即墨一年多，没有攻下，上将军乐毅只好改变战术，下令解除对两地的包围，退到城外九里远的地方修筑营垒。他还传令全军将士："城中的百姓出来不要抓捕他们，有困难的还要赈济，让他们各操旧业，以安抚民心。"
这样，又过了三年，两地仍旧没有被燕军占领。于是，有人便在燕昭王姬平的面前挑拨说："乐毅智谋过人，他能一口气攻下七十多座城池，为什么两座孤城三年攻不下来？无非想收服齐国民心，自己好面南称王。现在齐人已服，他之所以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他的妻子还在燕国。齐国美女很多，他很快就会忘记他的妻子，希望大王采取措施。"
姬平听罢，马上设下酒宴，请来群臣。酒席上，他把那些进谗言的人叫出来，厉声训斥道："齐国趁孤国之乱，杀害先王，毁坏社稷，寡人对此痛心疾首，所以才广泛招贤纳士，以报杀父破燕之仇。谁能助寡人成功，寡人情愿和他分享燕国。如今乐君为寡人大破齐国，齐国本来就应归乐君所有，并不是燕国应得的疆土。乐君如果能得到齐国，和燕国并列为诸侯国，结为友好邻邦，这是燕国的福气，也是寡人的心愿。"
说完，他下令把进谗言的人斩首示众。
随后，姬平又亲自把王后的服饰赐给乐毅的妻子，把王子的服饰赐给乐毅的儿子，并配备好君王的车马，派国相送到乐毅那里，立乐毅为齐王。乐毅惶恐不安，上书姬平，坚决拒绝接受，誓死效忠燕王。齐国人都很佩服乐毅的仁义，各国也都畏惧他的声誉，再没有人敢对乐毅进行诽谤。
燕昭王姬平去世后，燕惠王即位。燕惠王当太子时，就与乐毅有嫌隙。即墨守将田单得知以后，派人到燕国到处散布说："齐国之所以还剩下两座城没被攻下，就是因为乐毅与燕王有隔阂，不敢返回燕国。他以攻打齐国为名，实际上是想在齐国称王。齐国人不怕乐毅，就怕燕王派其他将领来，那样即墨就会变成废墟。"
田单的反间计果然奏效。燕惠王听了这些传言，本就对乐毅心有疑虑的他立即派骑劫为大将，取代乐毅。骑劫骄横无理，狂妄自大，燕军将士都不服气，从此，军心涣散，士气低落。
针对燕军的变化，田单后面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最终用火牛阵打败燕军并复国成功。
燕昭王对乐毅的无条件信任和支持，展现了对确定性和掌控感的强烈追求。他通过公开支持乐毅、严惩谗言者，以及赐予乐毅家人王室待遇，明确表达了对乐毅的完全信任，从而稳固了君臣关系，增强了国家的稳定与战斗力。
相比之下，燕惠王则因个人疑虑和听信谗言，破坏了原有的信任体系，导致对乐毅的掌控感丧失。他的决策不仅削弱了军队的士气，还给了敌人可乘之机，最终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这反映了大人物在追求确定性和掌控感时，需要保持冷静、明智的判断力，以及坚定的信任基础。一旦信任被打破，即使再强大的国家也可能陷入混乱和失败。
燕昭王和燕惠王在寻求确定性和掌控感上的不同行为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充分说明了大人物的安全感人性是相通的，但在克服人性利用人性，尤其是顺应他人之人性反抗自己人性方面是可以天差地别的。
安全感高的上位者更倾向于信任下属，并支持他们的决策。这种信任促进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合作精神。安全感高的决策者更可能做出理性和长期有益的决策，因为他们不太容易受到短期情绪的影响。
安全感低下的决策者更容易怀疑下属的忠诚和能力，这可能导致信任破裂，进而影响团队的稳定性和效率。安全感缺失可能导致决策者做出短视或情绪化的决策，这往往不利于组织的长期利益。
伴君如伴虎，生死一念间
季布得赦
季布原是项羽手下的一员猛将。有几次刘邦兵败逃跑，都是季布率兵穷追猛打，险些置刘邦于死地。刘邦做皇帝后，悬赏捉拿季布。季布只好削去头发，用铁箍卡住脖子扮成奴隶，把自己卖给鲁地的大侠朱家。朱家认出季布，就把他安置在田庄里。朱家很为季布的安全担忧，他来到洛阳，专门拜见滕公夏侯婴。他问夏侯婴："季布到底犯了什么罪，主上要捉拿他？"夏侯婴回答说："季布三番五次地羞辱主上，主上恨透他，所以一定要抓住他。"
朱家试探地问："公认为季布是什么样的人？"
夏侯婴坦率地说："是个好人。"
朱家马上说："季布为项羽效力，这是各为其主。项羽的部下难道能统统杀掉吗？主上刚刚得了天下，就以私怨缉拿仇人，未免显得心胸有点狭窄。再说，季布是个有本事的人，主上把他逼得太急，他不是向北投靠胡人，就是往南投靠百越。滕公应当把这些道理跟主上说一说。"
夏侯婴认为朱家的话有道理，便按照朱家的意思向刘邦进言。刘邦果然赦免了季布，并任命他为郎中。
丁公问斩
季布的舅父丁公也曾是项羽的部将。刘邦在彭城兵败逃跑时，丁公率兵紧追不舍，刘邦回头一看，丁公马上就要追上，便央求他："你是个好汉，我也是个好汉，好汉眼里识好汉，何必彼此相害呢？你要是高抬贵手，我决忘不了你的恩德。"丁公心慈手软，就放过刘邦，引兵回营。
项羽失败后，丁公也躲藏起来。当听说刘邦赦免了仇人季布，他立即跑去求见刘邦。刘邦一见丁公，脸色陡然一变，大喝一声："快推下去斩了！"丁公吓得浑身发抖，乞求道："陛下，臣是丁公啊！臣对陛下有恩啊！"
刘邦连理都没有理他，对诸臣说："丁公身为项羽的部将，却不忠于项羽。他就是使项羽失掉天下的人！"
武士们把丁公推出去杀了。
刘邦又说："我斩了丁公，是让以后做人臣的不要学他。"
群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做声。
刘邦对季布与丁公的不同处理方式，深刻地体现了人性中复杂而多元的一面。
个体的安全感是人类行为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影响着人们对忠诚、背叛、宽恕与惩罚的看法和处理方式。刘邦赦免季布并任命他为郎中，这表明刘邦认为季布有能力且忠诚于自己的职责。这反映了刘邦在感到相对安全的情况下，愿意给予曾经的敌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刘邦处死丁公，是因为丁公对项羽的背叛，被其视为对主不忠的行为。已然赦免了季布对外宣扬了自己的大度与宽仁，但再次赦免丁公可能会让外部对这种宽恕当做一种信号，即背叛旧主不会有什么害处。刘邦认为这种背叛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感，担心未来自己的下属会出现类似的人物，尤其是在汉朝初立诸多异性王正各有算盘的时候，因此选择了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
在处理忠诚与背叛时，上位者可能会结合实用主义与道德考量，以寻找最佳平衡点来最大化自己的安全感。
这些故事共同展示了人性中的安全感是如何影响领导者对忠诚与背叛的处理方式的。安全感的缺失可能导致领导者采取更加保守和惩罚性的措施，而安全感的存在则可能促使领导者采取更加宽容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安全感的缺失会导致非理性的决策，而安全感的存在则有助于做出更加明智和合理的决策。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同上位者在面对下属的背叛或者敌方将领的投诚或杀或奖取决于当时的安全心理和权衡。如果刘邦对季布和丁公的处理还不能说明透彻，我们再看汉初三杰的命运是如何深刻诠释上位者人性的幽微的。这里先看萧何与张良，韩信的命运本书别处另有交代。
成也萧何，不败只因我有张良计
汉初名相萧何，泗水沛（今江苏沛县）人。曾任沛县主吏掾、泗水郡卒吏等职，持法不枉害人。秦末随刘邦起兵反秦，刘邦进入咸阳，萧何把相府及御史府的法律、户籍、地理图册等收集起来，使刘邦知晓天下山川险要、人口、财力、物力的分布情况。项羽称王后，萧何劝说刘邦接受分封，立足汉中，养百姓，纳贤才，收用巴蜀二郡的赋税，积蓄力量，然后与项羽争天下。为此深得刘邦信任，被任为丞相。他极力向刘邦举荐韩信，认为刘邦要取得天下非用韩信不可。后来，韩信在楚汉战争中的杰出表现证明了萧何慧眼识人。
楚汉战争中，萧何留守关中，安定百姓，征收赋税，供给军粮，支援了前方的战斗，为刘邦最后战胜项羽提供了物质保证。西汉建立后，刘邦认为萧何功劳第一，封他为侯，后被拜为相国。韩信被杀害之后，萧何因功晋升为相国，加封五千户。群僚都向他道贺，只有当年的东陵侯召平未去。
召平对萧何说道：“您将从此惹祸了！”萧何大吃一惊，忙问原因。
召平答道：“主上连年出征，亲冒矢石，只有您安然地居守都中，不必遭受兵革之劳，现在反而得以加封食邑。这在名义上是看重您，而实际上是对您不放心。您想，韩信有百战百胜的功劳，尚且被杀，难道您的功劳能赶上韩信么？”
萧何急忙问道：“您说得很对，不过有什么计策能让主上对我放心呢？”召平道：“您不如不接受主上这次的加封，再把家里的私财全部拿出来，交给主上，充作军需。这样，才有可能免祸。”萧何点头称是，照此办理后，果然讨得了刘邦的欢心。
在讨伐英布期间，萧何仍然留在关中督运粮草。刘邦屡次问押运粮草的官员相国近来都在做些什么事情。押运官答称他无非是抚慰百姓、筹办粮草军械等。刘邦听了，默然不语。押运官回到关中后，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萧何，萧何也猜不透刘邦这样问有什么深意。
一天，他偶然与一位幕僚谈起此事，这位幕僚忽然说道：“您不久可就要灭族了！”萧何一听，大惊失色，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幕僚又说道：“您位至相国，功居首位，以后不可能再给您加封什么了。皇上屡次问您在做什么事情，显然是怕您久在关中，深得民心，若是趁关中空虚，号召百姓起事，据地称尊，就会使主上无处可归，前功尽弃了。现在，您不察主上的心思，还要孜孜不倦地为百姓操心，这只能徒增主上的疑忌！疑忌越深，祸来得也就越快。在这种情况下，您不如多买田地，而且要逼着百姓们贱卖给您，使得民众诽谤您，怨恨您。这样，主上听说之后方能心安，而您也可以保全家族了。”
萧何认为这位幕僚的话很有道理，当即采纳实行。押运官回到前线后，把萧何因强买民田而致谤议的情况报告了刘邦，刘邦果然很觉宽慰。不久之后，淮南平定，刘邦回都养伤，到萧何前来问疾时，才把谤书交给萧何，叫他自己向百姓道歉。萧何或补上田价，或把田宅干脆还给原主，谤议自然也就渐渐停息了。
上位者的安全感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心理状态，尤其对于那些掌握着极大权力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种心态背后隐藏的是对失去控制、地位被挑战的恐惧。以古代帝王为例，他们深知自己的位置不仅依赖于权力的集中，还取决于周围人对自己的忠诚与敬畏。这种背景下，对于那些能力出众、声望甚隆的辅佐大臣，帝王们往往会感到不安，担心他们可能会成为潜在的威胁。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领导者普遍会担心自己的副手或重要助手变得过于强大，以至于可能威胁到他们的领导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实际的政治考量，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的本能——对地位和安全的需求。当一个人处于领导位置时，他往往会采取措施来确保自己的地位稳固，避免出现任何可能的挑战。
萧何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汉高祖刘邦的重要大臣，萧何通过表现出自己的谦逊和低调，成功缓解了刘邦对他可能构成威胁的担忧。萧何的做法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在权力斗争中，展现适度的弱势有时可以成为一种策略，用以保护自己免受猜忌。萧何能在幕僚的提醒下放低姿态，及时“露拙”，以使刘邦尽释猜疑，让刘邦维持自己高高在上的老大权威形象，可谓明智之举。身居高位的人往往时刻提防身边的人，即便是自己信任提拔的副手，尤为明显的就是防范仅次于自己的“老二”，因为这些助手一旦骄纵跋扈，则危险就会降临。
对于现代企业的领导者来说，这种心态同样适用。管理者需要意识到，尽管他们可能依赖某些关键员工的专业能力和贡献，但同时也可能对这些员工的强大能力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平衡的策略至关重要。领导者可以通过分散权力、设置相互制约的机制等方式来减轻这种不安感，同时保持组织的有效运作。
简而言之，无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现代的企业家，都需要面对如何在信任和支持关键人物的同时，维护自身地位的问题。理解这一心理动态，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平衡权力分配，是保持组织稳定的关键。
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是汉高祖刘邦的谋士，他智慧过人，屡出奇计，为西汉的建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西汉六年（前201年），刘邦大封功臣时称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是子房的功劳”，请他自选齐地三万户，作为封邑。 张良推辞不受，最后被封为留侯。
张良的谦逊，很多人颇为不解。刘邦的另一位谋士陈平就曾问张良说：“先生功高盖世，荣宠受之无愧，又何必拒绝呢？我们追随皇上，出生入死，今有幸得偿所愿，先生不该轻言舍弃。”陈平见张良一笑不答，又说：“先生足智多谋，非常人所能测度，莫非先生别有筹划？”
张良敛笑正容，道：“我家几世辅佐韩国，秦灭韩时，我幸存其身，得报大仇，我愿足矣。我凭三寸不烂之舌，做了帝王的辅佐，贵为留侯，我还有什么遗憾呢？我只求追随仙人遨游四方了。”
张良从此闭门不出，在家潜心修炼神仙之术。跟随张良多年的心腹忍不住问张良说：“富贵荣华，这是人人都不愿放弃的，大人何以功成之时，一概不求呢？大人也曾是义气中人，这样销声匿迹，岂不太可惜了吗？请大人三思。”张良随口一叹说：“正因如此，我才有如此抉择啊！”
张良的心腹闻言一怔，茫然不语。张良低声说：“我年轻时，散尽家财，行刺秦王，追随沛公，唯恐义不倾尽，智有所穷，方有今日的虚名。时下大局已定，天下太平，谋略当是无用之物了，我还能彰显其能吗？谋有其时，智有其废，进退应时，方为智者啊！”
张良对外人从不袒露心声，好友探望他，他从不议论时事。一次，群臣因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之事找他相商，他枯坐良久，最后只轻声说：“皇上有此意愿，定有其道理，做臣子的怎能妄加评议呢？我对太子素来敬重，只恨我人微言轻，不能帮太子进言了。”
群臣苦劝，张良只是婉拒。群臣悻悻而去，张良的心腹对张良说：“大人一口回绝，群臣皆有怨色，再说废立太子乃天下大事，大人怎忍置身事外，不闻不问呢？”
张良怅怅道：“皇上性情，我是深知的啊。此事千头万绪，关系甚大，纵使我有心插手，只怕也会惹来一身的麻烦。群臣怪我事小，皇上忌怪于我事大，我又能怎么样呢？”
吕后派吕泽去强求张良，软硬兼施之下，张良无奈给他出了主意，让吕后请出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刘邦一直崇敬这四个人，待见他们出山相助太子，大惊失色，自知太子羽翼已成，不得不放弃了废太子的念头。
吕后派人向张良致谢，张良却回绝说：“这都是皇后的高见，与我何干呢？请转奏皇后，此事千万不要再提起了。”吕后听了使者回报，感叹良久，她对自己的妹妹说：“张良不居功是小，弃智绝俗才是大啊。我先前只知道他智谋超群，今日才知他是深不可测，非我等可以窥伺得了的！”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张良对世事的变故一概不问，求见他的大臣他也一律不见。吕后见他潜心研学道家养生之术，便不以他为患，反而对他愈生钦敬。她派人对张良说：“人的一生，十分短暂，应该及时享乐。听闻你为炼仙术，竟致绝食，何须如此？切不要自寻烦恼了。”在吕后的一再催促下，张良这才勉强用饭。吕后对其他的大臣或杀或贬，却独对张良关爱有加。
刘邦在建立汉朝的过程中，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但同时也伴随着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和对潜在威胁的深刻警惕。这种安全感与猜忌之心在刘邦对待臣下的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登上皇位后，面对众多功臣和异姓王，他的内心充满了复杂情感。一方面，他感激这些人在建立汉朝过程中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这些人功高震主，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刘邦不断通过各种手段来削弱异姓王的权力，甚至不惜发动军事打击来平定叛乱。这种对权力的极度敏感和对潜在威胁的深刻警惕，构成了刘邦安全感的核心。
张良作为刘邦的重要谋士，不仅智谋过人，更擅长洞察人性。他深知刘邦的猜忌之心和对权力的渴望，因此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谨慎的态度。张良在汉朝建立后，选择明哲保身，极少参与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他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避免卷入宫廷政治的漩涡中。同时，张良还通过奉行黄老之学、无欲无求的方式来进一步降低自己的威胁感，使刘邦对他深信不疑。
在具体行动上，张良也展现出了高超的智慧和技巧。例如，在面临刘邦的猜疑时，他能够巧妙地运用各种借口和理由来规避风险，避免直接触怒刘邦。此外，张良还善于在关键时刻提出建设性意见，帮助刘邦巩固统治地位，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刘邦心中的地位。即使在刘邦死后吕后专权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始终如一获得信任并安然无恙。
曾母投杼与息壤之誓
东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8年），秦武王嬴荡派左丞相甘茂出使魏国，约魏国共同攻打韩国，并派大夫向寿做他的助手。到达魏国以后，甘茂与魏国国相公仲侈相交甚欢。然而，他让向寿回国对嬴荡说："魏国倒是答应出兵，不过臣希望大王不要进攻韩国。"
甘茂回国时，赢荡亲自在息壤迎接他，不解地问："既然事情顺利，为什么丞相要我放弃进攻？"
甘茂说："宜阳是韩国的大县，规模相当于郡，加上山高水远，路途艰险，很难攻打。"
"丞相担心兵力不够？"嬴荡问。
"怎么说呢？"甘茂想了想说，"从前，鲁国有个与曾参同姓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曾母无动于衷，仍然坐在那里织布。可是，接连三个人都来告诉她，她还是相信了，扔下手中的机杼，跳下织布机，越墙而逃。臣的才能不如曾参，大王对臣的信任也不如曾母对儿子的信任，猜疑臣的人更不止三个，臣担心大王也会投杼下机。当年乐羊攻打中山国，三年才攻下来。回来时，魏文侯把别人告发乐羊的一大箱信拿出来。乐羊深受感动，他说：'这不是臣的功劳，是君的功劳。'"
"丞相好像对寡人不放心？"
"大王，臣是羁旅之臣，要是楞里子、公孙爽抓住出兵韩国的事情来攻击臣，大王一定会听信他们的话。那样，不但攻打宜阳会前功尽弃，大王也要背上欺骗魏王的恶名，臣白白地与公仲修结下怨仇。"
赢荡沉思半晌，语气坚定地说："寡人不会听信谗言的。请与足下在这里盟誓。"于是，两人就在息壤立下誓言。这年秋天，甘茂率领大军攻打宜阳。由于秦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加上韩军顽强抵抗，五个月还没攻克。楞里子和公孙爽等人果然纷纷诽谤甘茂。嬴荡也有些疑虑，就派人召甘茂回国。甘茂对嬴荡的使者说："息壤还在原来的地方！"
使者把甘茂的话转告了嬴荡，嬴荡恍然大悟，说："有这回事！是寡人险些误了大事。"
于是，他征发秦国全部兵力到宜阳协助甘茂作战。
次年，秦国军队终于攻陷了宜阳。
这段史料深刻揭示了在复杂政治环境中建立与维持信任的极端困难性，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利益、权力斗争和人性弱点的背景下。人性中固有的安全需求往往导致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和潜在威胁时产生多疑和猜忌。在这段史料中，秦武王嬴荡虽然对甘茂有所信任，但在面临外部压力（如楞里子、公孙爽等人的谗言）和内部挑战（如秦军久攻不下宜阳产生的挫败感）时，这种信任极易动摇。最亲密的母子关系都挡不住三人成虎的人性猜疑，更何况帝王与臣属之间，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中，更难以完全摆脱人性中的这一弱点。甘茂与秦武王的信任关系是极其脆弱的，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马上受到冲击。这说明了信任的建立需要长期而持续的努力，且需要双方共同维护，而破坏信任则可能只需一瞬间。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甘茂通过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与秦武王在息壤立下的誓言，最终赢得了秦武王的再次信任和支持。这说明了在信任危机中，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承诺对于维护信任关系至关重要。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建立信任时，应该注重双方之间的共识和承诺，并努力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
功高就一定震主？
作为功高震主的将相，如何顺应上位者的人性，打消其猜疑甚至猜忌之心从而保全自己呢？同为战国四大名将的白起和王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答案。
白起之死
秦昭襄王赢稷派五大夫王陵再次率军讨伐赵国时，武安君白起因患病没有去。王陵几次失利，赢稷派兵支援王陵，王陵仍不能取胜。这时，白起恰好病愈，赢稷便想派他代替王陵攻打邯郸。白起却说："邯郸不容易攻下。秦国虽然在长平大获全胜，但军队伤亡过半。再长途跋涉进攻赵国的都城，那么，赵国和诸侯的援军只要内外夹击，秦军必然失败。"
赢稷让丞相范雎去劝说白起。白起和范雎本来就有嫌隙，当然毫无效果。赢稷无法，只得派左庶长王屹替代王陵。
王屹围困邯郸很久，同样不能攻克。他和诸侯的援军交战，也屡遭失败。
消息传到咸阳，白起不无得意地说："大王不听我的计策，现在怎么样？"
这话传到赢稷的耳中，他恼羞成怒，强令白起前去指挥军队，白起又以病重为由，不肯动身。
东周郝王五十八年（公元前257年）十月，赢稷索性免去白起的官爵，将他贬为士兵，流放到阴密。十二月，赢稷调动更多的士兵驻扎在汾城旁。白起因病未能去阴密，仍滞留在咸阳城内。这时，邯郸城下，各诸侯国援军合力向王屹发动进攻，王屹抵挡不住，连连败退。秦军的告急使者每天都在邯郸与咸阳之间往返奔走。赢稷更加恼恨白起，他气急败坏地派人把白起驱逐出咸阳城。白起出了咸阳西门十里，来到杜邮。范雎向赢稷进言："大王，听说白起口吐怨言，心怀叵测。"赢稷马上派使者追上白起，赐给他一柄佩剑，让他自裁。白起拔出剑来，横在颈前，仰天长叹一声，随即悲愤自杀。
秦国百姓都可怜他的不幸遭遇，许多人偷偷在家里祭祀他。
王翦灭楚
秦始皇帝二十一年，秦国已经先后灭掉了韩、赵、燕、魏四国，威震四方。秦王嬴政雄心勃勃，准备一举消灭楚国。他派出大将王贲进攻楚国。王贲一鼓作气，攻下了楚国的十多座城池。消息传来，嬴政兴奋不已。他想再派军队协助王贲，便问大将李信："我想拿下楚国，你看需要多少军队？"
李信回答说："至多二十万人马。"
嬴政心里十分舒坦，又问老将王翦："王将军以为呢？"
王翦说："臣以为非六十万不可。"
嬴政不高兴地说："王将军老了，怎么这样胆怯！"
他随即派大将李信、蒙恬率领二十万大军进攻楚国。王翦见嬴政听不进自己的劝谏，便称病辞职，返回故乡频阳。
李信与蒙恬兵分两路，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地，分别大败楚军。在攻下鄢、郢两地之后，李信挥师西进，准备到成文与蒙恬会合。然而，楚军重新会集起来，尾随在李信的后面，追赶了三天三夜，然后突袭了李信的军队。秦军措手不及，被杀得大败。李信只得率领残部狼狈不堪地逃回秦国。
嬴政气得暴跳如雷，他后悔没有听从王翦的劝告，连忙亲自来到频阳向王翦道歉。他说："寡人没有采用将军的计谋，李信果然让秦军蒙受了耻辱。将军虽然有病，难道忍心抛弃寡人吗？"王翦故意推辞道："臣实在病得无法带兵。"
嬴政有点着急了，说："将军不必多说啦。"王翦见嬴政态度恳切，便说："大王一定要用臣，非六十万军队不可。"
嬴政忙说："一切都听将军的计谋。"
王翦立刻率领六十万大军讨伐楚国。嬴政亲自到霸上为他饯行。王翦说："臣这次抱病出征，不图别的，只求多赐良田美宅。"
嬴政笑着说："将军放心吧，难道还怕日后受穷吗？"
王翦说："作为大王的将领，不论功劳多大，也不能封侯。所以，趁大王还看得起臣，多要些田宅，也好为子孙留下产业。"
嬴政听罢大笑不止。
王翦率领大军抵达武关以后，又连续派遣五位使者飞骑赶回咸阳，向嬴政索求田宅。他的一位部将大惑不解，说："将军讨赏，太过分了吧！"王翦微微一笑，说："大王一向粗暴多疑。如今他把国内的军队全部交给我，我要不多求些田产为子孙谋利，大王反倒要猜忌我了。"
秦始皇帝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翦率领大军攻取陈地以南的土地，一直抵达平舆。楚国听说王翦率领大军增援，也出动国内的全部兵力抵抗。王翦下令全军坚守营寨，不与楚军交锋。楚军每天派兵挑战，秦军却始终不肯应战。王翦每天让士兵休息、沐浴，享用美酒佳肴，还亲自走遍营帐去慰问将士，和他们一起进餐，深得全军将士的拥戴。
过了很长时间，王翦专门派人到各营帐打听将士们在做什么游戏。
派去的人回来说："将士们都在做投石和跳跃的游戏。
王翦露出了笑容："好！这样的军队可以投入战斗了。"
楚军见天天骂阵，秦军都毫无反应，士气一天天衰落下去。后来，他们终于沉不住气了，挥兵东去。王翦立即指挥军队尾随在后面追击楚军。秦国将士养精蓄锐，一个个精神抖擞，恰似猛虎下山一般。楚军大败，王翦乘胜前进，斩杀了 楚国将领项燕，并连续夺取楚国的许多城镇。
秦始皇帝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王翦和大将蒙武率军俘获了楚国国君熊负刍，消灭了楚国，在那里设置了楚郡。
《资治通鉴》中这些史料生动地记载了白起之死以及王翦灭楚的过程，同为战国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的四大名将，因为对上位者安全感人性的把握和顺逆处理方式不同从而结局也完全不一样。白起面对秦王的命令或者安排，应了一句俗话“不作不死”，要么不顾秦王面子多次拒绝出征，要么以生病为托词阳奉阴违，要么事后诸葛亮般的幸灾乐祸，加之他人之谗言，一步步将秦王的不信任和猜忌之心放大最后终于引起杀心。反观王翦无论是在出征前后的征兵和秦王的沟通无一不体现其顺应领导的人性的高超手段，意见不被采纳时不直接对抗而是选择称病辞职，六十万大军征兵在手时多次请求田宅以表自己无野心只图富贵安逸从而消除秦王疑虑；王翦的这些举措不仅帮助嬴政恢复了对他的信任和支持，还稳定了国家的局面，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上位者也是人，其人性不会因为是帝王还是平民而改变，为将为臣者，对此不可不察，顺者生逆者亡，顺逆的都是人性。
帝王心性与猜忌之殇
卫太子刘据是卫皇后的儿子，年仅七岁就被立为太子。汉武帝刘彻二十九岁时才有了刘据，因此视他如掌上明珠。刘据长大后，性情温和，做事谨慎，跟刘彻的性格相差很远，再加上刘彻宠爱的几个夫人都生了儿子，刘彻对卫皇后和刘据的宠爱便逐渐淡薄了。
刘彻每次巡游各地，都把朝政交给刘据处理。刘据为人厚道，讨厌酷吏，那些受刘彻重用的酷吏便想法诋毁他。大将军卫青死后，这些大臣认为刘据已经失去靠山，就千方百计寻找他的过错。刘彻和儿子的关系一向疏远，卫皇后也很难与他见面，这些大臣也就感到有机可乘。
一次，刘据谒见皇后，在宫中待的时间长了些。黄门苏文向刘彻告密说："太子在后宫调戏宫女。"刘彻没有说什么，只是把刘据宫中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又有一次，刘彻身体不适，派小黄门常融召刘据入宫。过了一会儿，常融回来对刘彻说："太子听说主上病了，喜形于色。"刘彻听了沉默不语。不一会儿，刘据就进来问安了。刘彻仔细观察，发现他脸上还留有泪痕，显然刚刚哭过。刘彻感到奇怪，仔细讯问，才知道常融在说谎。刘沏一怒之下，把常融处死。
刘彻晚年时，猜疑心理越来越重，总认为有人用巫蛊诅咒他。有一次，他白天休息，梦见几十个木头人手持棍棒袭击他，他惊醒后，就病倒了。直指绣衣使者江充与刘据和卫皇后有嫌隙，他见刘彻已经老了，害怕刘彻死后，刘据对他进行报复，就指使胡人巫师檀何对刘彻说："陛下的病是由宫中的蛊气引起的。"刘彻就派江充到皇宫掘地找蛊，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协助江充。
江充拿着诏书，先从后宫不受宠幸的妃嫔住处查起，一直搜到卫皇后和刘据的住处。这伙人如狼似虎，每到一处都要掘地三尺，使卫皇后和刘据连放张床的地方都找不到。江充得意地说："在太子宫中挖出的木头人最多，还发现了帛书，内容大逆不道，应当立即奏报。"
刘据知道江充有意陷害，他非常恐惧，连忙找少傅石德商量对策。石德害怕因为是太子的师傅，一并被诛杀，就说："前丞相、两公主以及卫氏，都是因为这种情况犯了事。现在巫师和使者掘地得到了证据，不知是巫师栽赃，还是实有其事，根本无法分辨。依臣看，可以矫节收捕江充等人，追查他们的罪行。"
刘据一怔，说："江充是奉诏而来，怎么能逮捕他呢？"
石德叹了口气，说："主上有病，住在甘泉宫，皇后和家吏请安，都不予奏报。主上存亡都不得而知。奸臣如此嚣张，难道太子想走秦朝扶苏的路吗？"
刘据怯懦地说："我作为人子，怎么敢擅杀呢？不如前往甘泉宫请罪，或许侥幸无事。"
然而，刘据准备前往甘泉宫，却被江充挟持，情况越来越紧急。他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按照石德的计策行事。西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 九日，刘据派门客冒充皇帝使者，逮捕了江充等人。韩说怀疑使者是假的，不肯接受诏书，被当场杀死。刘据一见江充，气得眼睛直冒火，咬牙切齿地骂道："赵贼！先前你陷害赵王父子还不够吗？如今又来挑拨我们父子。"
他一声令下，武士们就把江充乱刀砍死。随即又把巫师檀何拖到上林苑，活活烧死。
刘据又派舍人无且连夜到未央宫禀报皇后，调集宫中车马运载射手，打开武器库，集合长乐宫的卫兵，整装待发。长安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人们都传说"太子叛乱了"。
苏文慌慌张张地逃出长安，到甘泉宫向刘彻禀报兵变的经过。起初，刘彻不大相信，说："太子是害怕被指控犯巫蛊罪，又痛恨江充，才发生这样的变故。"
于是，刘彻派使者召刘据前来。使者不敢进城，回来谎报说："太子已经反叛，还要杀臣。臣只好逃回来了。"
刘彻怒不可遏，吩咐丞相刘屈鳌派兵捉拿刘据。刘屈鳌刚从长安逃出来，慌忙之中连丞相的印玺、绶带都丢了。他派长吏乘传车急速向刘彻奏报。刘彻问："丞相在做什么？"长吏说："丞相在封锁消息，不敢发兵。"刘彻大怒，说："事情已经乱到这个地步，还封锁什么消息！丞相没有周公的风度，周公不是诛杀了管蔡吗？"他当即赐刘屈鳌说："捕斩反者，自有赏罚。"
刘据向百官发布告令说："皇帝在甘泉宫，病情很重，疑有变故，奸臣想乘机叛乱。"于是，刘彻只好挣扎起来，亲自赶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征调三辅附近各县的军队，由刘屈鳌统一指挥。
他派使者假传圣旨，把狱中的囚犯放出来，由石德及门客张光统领，又派长安囚徒如侯持符节征调长水和宣曲的胡人骑兵。侍郎马通立即追赶如侯，并告诉胡人："如侯带来的符节是假的，不能听他调遣！"接着，他杀死如侯，带领胡人骑兵进攻长安。
刘据亲自来到北军南门，召见护北军使者任安，出示符节，命令他发兵。任安拜受符节后，却闭门不出。刘据无奈，只好将长安的市民强行武装起来，带着几万乌合之众，来到长乐宫西门外，与刘屈鳌的军队交战。
双方混战了五天，死伤几万人，大街上血流成河。追随刘据的人越来越少，刘屈鳌的军队逐渐占了上风。
七月十七日，刘据兵败，他逃向长安城南覆盎门。把守城门的司直田仁认为刘据与刘彻毕竟是亲骨肉，就网开一面，让刘据逃出城外，刘屈要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劝阻说："田司直是二千石大臣，要杀也得先请示。"
刘彻闻讯，大发雷霆，派人责问暴胜之："司直放走反者，丞相杀他，是执行国家的法令，大夫为什么擅自阻止？"
暴胜之惶恐不安，自杀身亡。
刘彻又派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携带谕旨收回卫皇后的印玺和绶带。卫皇后随即自杀。刘彻责备任安在紧急关头脚踩两只船，没有派兵攻打刘据，把他与田仁一同腰斩。凡是刘据的宾客进过宫门的，一律处死；跟随刘据发动兵变的，以谋反罪灭族；被刘据胁迫参加谋反的，全都流放到敦煌。
八月初八，躲在湖县的刘据被追兵紧紧包围，他无路可逃，只好上吊自杀。刘彻后来也弄清了刘据的谋反，其实是江充一手造成的，可惜为时已晚。
汉武帝晚年，宠臣江充利用巫蛊之祸逼死太子刘据的故事，深刻揭示了汉武帝虽作为帝王也依然存在的复杂而多面的人性特征。
汉武帝晚年变得多疑和猜忌，对周围的人缺乏信任。这种心态在巫蛊之祸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轻信江充等奸臣的谗言，认为太子刘据和其他人都在用巫蛊诅咒他，这种无端的猜疑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种多疑和猜忌的性格特点，使得汉武帝在关键时刻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不仅失去了心爱的儿子，也损害了国家的稳定。
固执己见、偏听偏信，不认真调查事情的真相，而是盲目相信江充等人的诬告，对太子刘据就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即使后来有人为他揭示真相，他也未能及时醒悟，直到太子被逼自杀后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一事件不仅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和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深刻的历史教训和反思。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汉武帝因猜忌多疑和内心的不安全感终于导致了太子的死亡，而后面类似的故事反复在历史上上演，如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因猜忌太子刘劭导致政变被杀、唐太宗因更宠信四子而导致太子李承乾谋反被杀、唐玄宗因为猜忌囚禁第四子愤懑而死等等。
历史上反复上演的这等类似故事，如父子间的猜忌、君臣间的不信任等，揭示了人性中多疑等不安全感的存在，并暗示了这些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的固有性和难以完全克服的性质。
人性中多疑等不安全感的固有性，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多疑和不安全感可能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对潜在威胁的敏感和警惕有助于个体的生存和繁衍。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都会对其性格产生深远影响。一些人可能由于过去的负面经历或性格特质而更容易表现出多疑和不安全感。而这往往与个体的心理防御机制紧密相连。当个体感到受到威胁时，这些心理防御机制会自动启动，以保护个体免受进一步的伤害。这种自动化的反应使得多疑等不安全感难以被轻易克服。
人们往往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偏见来解释他人的行为，这可能导致认知偏差和误解。当个体对他人产生不信任时，这种认知偏差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多疑和不安全感的程度。
尽管多疑等不安全感具有固有性和难以完全克服的特点，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应对和减轻其负面影响：
首先是个人要增强自我意识，通过深入反思和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和过去的经历，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自己多疑和不安全感的根源，并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调整自己的心态。
其次是建立有效沟通的方式，有效的沟通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并倾听他人的观点和需求。通过建立良好的沟通习惯，我们可以减少误解和冲突的发生，从而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理解。
再者，当我们感到无法独自应对多疑和不安全感时，可以寻求家人、朋友或专业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可以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建议，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