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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讨论人性的“幽暗”与“光明”时,常常是在评价一个人物在“义”与“利”之间的行为决策取舍。这种评价反映了个人在面对道德和利益冲突时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背后所体现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

人性的光明面通常指的是人们在面对利益诱惑时仍然能够坚持道德原则,展现出高尚的品德和行为。评价的特征包括:

仁爱:对他人充满爱心和同情心,愿意帮助他人。

正义:坚持公正和公平,即使这样做可能对自己不利。

勇气:在面对困难或逆境时不退缩,勇于承担责任。

忠诚:对朋友、家人和组织忠诚可靠。

无私: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以帮助他人或达成更高的道德目标。

而人性的幽暗面指的是人们在面对利益诱惑时可能会放弃道德原则,做出自私或不道德的行为。评价的特征包括:

贪婪:过度追求财富或权力,不顾道德后果。

嫉妒:对他人的成功或拥有感到不满,可能因此做出损害他人的行为。

虚伪:表面上表现出高尚的品德,实际上却是出于自私的目的。

欺骗:为了个人利益而撒谎或误导他人。

残忍:对他人造成伤害而不感到内疚或同情。

Z 义的现代意义

人性的光明面与幽暗面反映的是个体在面对“义”与“利”之间的选择时所展现出来的道德品质。这些选择不仅影响个人的行为,还会影响到他人和社会。通过观察和分析这些行为决策,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性的本质,并从中汲取教训,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

在“义利之辨”中,“义”通常指的是道德原则、行为准则或正确的做法,而“利”则指的是物质利益或个人的私利。在现代语境下,“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广泛的价值观体系,这种价值观体系包含了对于什么是正确行为的认知以及如何在道德和利益之间作出选择的原则。

义的现代意义:

n 价值观:“义”在现代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观体系,它涵盖了对于正义、公平、责任、义务等方面的认知和实践。

价值观是什么呢?观者,看法也。价值观,就是一个人对某件、某类事物价值的看法或对周边客观事物价值的总评价、总看法。一个人的价值观来源于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成为驱动他个人行为的内在动力。一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全部是由其价值观所决定的。人们还会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将各类事物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中排列顺序,确定主次,分出轻重。这种排列所体现的,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体系。与价值不同的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正因为如此,价值观在世界观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n 道德规范:“义”还代表了一系列道德规范,这些规范指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行事,以及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义”是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的重要道德力量。它要求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务时,遵循公正无私的原则,不偏袒、不徇私情。这种道德规范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义”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明确的准则和规范。它告诉我们在不同情境下应该如何行事,如何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这些准则和规范不仅适用于个人行为,也适用于集体行为和国家治理等领域。“义”强调了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它要求人们在享受社会赋予的权利的同时,也要积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n 品德修养:“义”作为品德修养的导向,引导个体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它鼓励人们将个人的价值追求与社会发展相结合,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力量。

“义”促使个人形成高度的道德自觉和自律。它要求个体在内心深处树立正义的观念,并以此为指导,规范自己的行为。在面对诱惑或冲突时,能够坚守道德底线,不为私利所动。 “义”的践行有助于个人人格的完善和提升。通过不断地自我反省和修正,个体能够在实践中逐渐培养出正直、勇敢、无私等优秀品质,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加完善、更加高尚的人。

在现代,我们可以将“义”理解为一种价值观,它不仅包括传统的道德规范,还包括对于社会责任、公平正义等现代价值观的认同。这种价值观指导着人们在面对利益诱惑时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及如何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找到平衡点。

Z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斥利

邹国人孟轲是儒家思想的传人,人们都尊称他为孟子。有一次,他去拜见魏惠王魏罃(ying),打算向魏罃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魏罃见他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就问:"老丈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地赶到这里,一定对我的国家有利吧?"

孟轲摇摇头说:"君何必一开口就是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

魏罃不明白孟轲的意思,他用疑惑的目光盯着孟轲。

孟轲解释说:"如果国君只想着怎么对自己的封国有利,大夫只想着怎么对自己的领地有利,士人庶人只想着怎么对自己有利,这样一来,从上到下都在追逐私利,这个国家可就危险了。没有仁爱的人会抛弃他的亲人,没有忠义的人会把他的国君放在脑后。"

魏罃不由得点点头,说:"先生说的确实有道理。"

这段史料很好地展示了孟子对于义利之辩的观点。孟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义”比“利”更为重要,他主张以仁义作为行事的准则。

孟子认为,在谈论国家大事和个人行为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义”,而不是“利”。他认为,如果每个人只关注自己的私利,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混乱不堪。仁义不仅是个人美德的体现,也是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基石。没有仁爱的人会抛弃亲人,没有忠义的人会把国君放在脑后。这表明在孟子看来,仁爱和忠义是个人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孟子警告说,如果从国君到百姓都在追逐私利,那么国家将处于危险之中。他担心这种普遍的逐利行为会导致社会道德沦丧,进而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他认为,通过推广仁义的政治主张,可以引导国君和其他统治者做出符合道德和正义的决策,从而造福民众。

Z 司马光论维州事件:牛李之争背后的义利之辨

维州事件

维州城三面临江,一面靠山,是吐蕃和西川平原之间的交通要道,也是唐朝军队攻打吐蕃的必经之地。安史之乱以后,河西、陇右一带被吐蕃占领,只有维州还在唐朝手中。为了占据维州,吐蕃人想了一条妙计。他们偷偷把一个吐蕃女子嫁给维州的守门人。二十年后,守门人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一天夜里,他们秘密地打开城门,把吐蕃军队引进城里。维州城因此失陷,吐蕃人称它为无忧城。从此。吐蕃在南路没有后顾之忧,他们集中兵力进攻唐朝的西北边境,并连年侵犯京都周围,以致几朝皇帝都为此寝食不安。唐德宗贞元年间,西川节度使韦皋调动一万多精兵,攻了几年,也未能攻下维州城。维州成了唐朝的一个心腹之患。

唐文宗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恒谋请求归降唐朝,率领全部人马奔赴成都。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随即上书朝廷说:"臣一旦接受悉恒谋的归降,南诏就会受到极大震慑;邛崃山以西的八国也都表示愿意来归附;吐蕃的合水、栖鸡等城在失去维州这个屏障后会自动退兵。这样,大唐可以减少八个地方的镇守兵力,而且不必出兵就可以收复一千多里失地。"他请求出兵直捣吐蕃腹地,洗刷安史之乱以来,唐朝被吐蕃侵犯疆域的耻辱,实现前西川节度使韦皋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唐文宗李昂把李德裕的奏章交给尚书省,并召集百官商议。许多官吏都请求批准李德裕的建议,但兵部尚书同平章事牛僧孺持不同意见。他反对收复维州,认为近年来唐蕃和好,朝廷对四夷的政策应以信义为上。如果触怒了吐蕃,他们部署在回中的一万骑兵三天就会抵达咸阳桥头。李昂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

于是,李昂命令李德裕把维州归还吐蕃,同时把悉恒谋和随同他降唐的人员全部逮捕送交吐蕃。李德裕再三上书朝廷,申诉己见,请求赦免悉恒谋等人,都被李昂拒绝。无奈,李德裕只得把悉恒谋等三百多人捆绑起来,押送吐蕃。甚至用竹筐抬着不愿走的人。这些人一路哭喊冤枉,西川的将士无不难过得流下眼泪。

在边境上,吐蕃人讥笑押送悉恒谋等人的西川将士说:"他们已经归降了,为什么还送回来?"将士们低着头,无言以对。随即,吐蕃人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全部被遣返的吐蕃人,就连婴儿也没放过。他们把婴儿抛向空中,然后用枪尖挑接,场面惨不忍睹,以此来惩戒那些对吐蕃离心离德的各族部落。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三月,已经做了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李德裕追述了维州事件的来龙去脉,最后对唐武宗李濂说:"朝廷当时的做法,实际上断绝了今后他人归降朝廷的道路,使亲者痛而仇者快。简直太愚蠢了!现在,这件事已经去十二年了,恰逢陛下即位,臣请求祭奠悉恒谋等人的忠魂,对他们加以褒奖,并追赠他们官爵。"

唐武宗李濂听后颇为感慨,特地下诏追赠悉恒谋为右卫将军。

在《资治通鉴》中,这段记载描述了唐文宗时期,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求投降唐朝,并率领其部众奔向成都。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派遣维州刺史虞藏俭率军入据其城,并上奏朝廷,建议利用这个机会派遣生羌三千人,烧毁桥梁,攻击吐蕃的腹地,以洗刷长期以来的耻辱。然而,这一建议被时任宰相的牛僧孺反对,他认为吐蕃的领土辽阔,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其势力。牛僧孺强调,中国与吐蕃修好,守信为上,如果背信弃义,将损害唐朝的诚信,并可能引发吐蕃的报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件进行了分析评价,他认为牛僧孺的观点是正确的。司马光指出,悉怛谋在唐朝被视为归顺,在吐蕃则被视为叛臣,其被处死并不值得同情。他还提到,李德裕主张的是利益,而牛僧孺主张的是道义。一个普通人为了利益而丧失道义都是可耻的,更何况是天子。司马光用邻人牛逸入家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一个人为了利益而接受别人的叛逃,这种行为是不值得称赞的。原文中的司马光分析如下:

臣司马光说:“议论者大多怀疑关于维州的取舍,无法决断牛僧孺与李德裕的是非。我认为,从前荀吴包围鼓城时,鼓城有人请求叛变投诚,荀吴没有答应,他说:‘有人想要用我的城池叛变,这是我非常厌恶的事情,别人用城池来投奔我,我又为何要喜欢呢!我不可以因为想要得到一座城池而接近奸诈的行为。’于是让鼓城的人杀死了叛变的人,并加固了城防。当时唐朝刚刚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却接受了吐蕃的维州,从利益的角度来看,维州很大而信用更大;从危害的角度来看,维州的问题虽然暂时缓和,但关中地区的情况却更加紧迫。那么对于唐朝来说,应该优先考虑什么呢?悉怛谋在唐朝可以被视为归顺,但在吐蕃则不免被视为叛臣,他被处死又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呢!况且李德裕所说的都是利益,而牛僧孺所说的则是道义。即便是普通人追求利益而丧失道义也会感到羞耻,何况是天子呢!这就好比邻居家有一头牛,跑到了自己家里,有人劝哥哥把牛送回去,有人劝弟弟把牛据为己有。劝哥哥送回去的人说:‘据为己有是不义的行为,而且会引起诉讼。’劝弟弟据为己有的人说:‘他们曾经偷过我们的羊,为什么还要受道义的约束!牛是大牲畜,卖掉它可以让我们家致富。’由此看来,牛僧孺与李德裕的是非,就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了。”

从义利之辩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事件深刻地反映了道德原则(义)与物质利益(利)之间的冲突与权衡。

李德裕作为主张军事行动的代表,他的决策明显偏向于追求实际利益。他看到了悉怛谋投降带来的军事上的好处,认为这是削弱吐蕃、提升唐朝威望的绝佳机会。然而,这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却可能忽视了道德原则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利”的驱使,即为了短期的、具体的利益而行动。

相比之下,牛僧孺则坚守道德原则,强调守信和道义的重要性。他认为,即使能够获得眼前的利益,但如果以背信弃义为代价,那么这种利益是不值得追求的。他的立场体现了对“义”的坚持,即道德原则高于物质利益。牛僧孺的观点在当时可能被视为保守或过于理想化,但从长远来看,他的决策更有助于维护唐朝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评价进一步强调了“义”的重要性。他认为牛僧孺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为了利益而牺牲道义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司马光的观点反映了儒家思想对道德原则的尊崇和对个人修养的重视。他通过邻人牛逸入家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即使面对利益的诱惑,人们也应该坚守道德底线,不为私利所动。

《资治通鉴》中关于“义利之辩”的深刻见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n 义利的先后关系

《资治通鉴》通过引用《大学》中的观点,强调了义利之间的先后关系,即义是本,利是末;义是先,利是后;义是因,利是果。这一观点表明在处理事务时,应当首先考虑道德原则和正义,然后才是物质利益。这样的顺序确保了行为的正当性和可持续性。

n 义利的辩证关系

《资治通鉴》中提到“义者,利之和也”,意味着义与利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概念,而是可以和谐共存的。这种观点鼓励人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道德和公正,通过合理的方式获取利益,从而达到义利双赢的结果。

n 个人品德与国家治理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通过引用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强调了个人品德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个人的道德修养不仅关乎个人成长,也影响到社会风气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资治通鉴》通过多个历史事件,展示了不同人物在面对义利选择时的态度和行为。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实践中如何平衡义与利,以及如何在道德与利益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

《资治通鉴》通过义利之辨的这些论述,反映了儒家文化中对于义利关系的重视,强调了在个人和社会层面维护道德的重要性。这种文化价值观促进了社会稳定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发展,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Z 赵氏孤儿事件:舍生忘死,忠义千秋

孟子在《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中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通过比喻,表达了孟子对于生死和道义的看法,强调了道义的重要性,认为在面对生死和道义的选择时,应该舍生取义。孟子的这段话传达了一个重要的道德观念:在面对生命和道义的选择时,应该坚持道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种思想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即个人道德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任何一个成功者,不仅要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想,敢于突破各种各样的挑战,敢于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去努力进取,还可能需要在人生关键时刻做出选择和放弃。因为人世间的得与失往往是矛盾的,有所得则有所失,有所选择才有波澜起伏的人生。有时人生中的一些东西,甚至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保得住的。

战国时代晋灵公被赵穿所杀,史官认为当时的国卿赵盾应负主要责任。晋景公三年,景公听信权臣屠岸贾的谗言,下令抄斩已经死去的赵盾的后代赵氏全族。

大臣韩厥得知此事后,连夜跑去告诉赵盾的儿子赵朔,要他赶快逃命。赵朔听了先是大吃一惊,转而冷静地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当年我父亲的行为已经天下人皆知,今天我能躲到哪里去呢?看来是在劫难逃呀!”说到这,悲伤地看了看站在身旁的妻子庄姬说:“只是我的妻子已快要临产。倘若苍天有眼,能赐我赵朔一子,可传我赵家香火,到时还靠大人关照。”韩厥含泪应允。赵朔又派人将门客程婴和公孙杵臼找来,当着三人的面,托给了保护遗孤的重任;并与庄姬约定生女取名“文”,生男取名“武”。然后,派程婴连夜护送庄姬进宫,投奔其母成夫人。

第二天,屠岸贾率士卒包围了赵家,将赵氏满门男女老幼统统杀了。但在清点死尸时,发现少了庄姬,屠岸贾想:“少了庄姬倒没什么,只是听说她已要临产了,万一生男,岂不是留下祸根!”这时,有人来报:“昨天半夜有辆车进宫去了。”屠岸贾想:车里一定是庄姬。决定马上赶回宫中,请求景公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可是庄姬是景公的妹妹,景公不忍心下此毒手,就推辞说:“庄姬一直很讨我母亲喜欢,杀了她,母亲肯定会伤心,还是等等再说。若她肚子里的那个孽种是男的,生下来再杀也不迟。”屠岸贾听了也只好作罢。

过了不久,庄姬果真生了个男孩,按照赵朔的嘱咐取名赵武。因怕遭到屠岸贾的杀害,她对外谎称生了个女孩,一出娘胎就死了。屠岸贾不信,亲自率女仆到后宫大肆搜查。庄姬急中生智,将孩子藏在自己的裙子里,躲过了这一关。可屠岸贾仍不死心,令自己的心腹严格盘查出入宫禁的人,并四下张贴告示,重金悬赏,查询孩子的下落。

不几天,庄姬设法把生孩子的消息和屠岸贾搜查的事告诉了公孙杵臼和程婴,公孙杵臼激动不已。程婴冷静地对他说:“庄姬虽然暂时瞒过了屠岸贾,但屠岸贾还会寻机搜宫的。后宫终不是孩子的存身之地,我们要设法让他尽快离开那里,藏到别处去才行。”

公孙杵臼听了这话,沉吟了半天,忽然问程婴:“救孤和死难,你说哪个容易?哪个难?”

程婴说:“当然是死难容易,救孤难呀。”

公孙杵臼说:“好,既然这样,那你就做难的,我来做容易的。”

程婴不解地问:“此话怎讲?”

公孙杵臼说:“为了保住这个孩子,不负赵将军的托孤重望,现在只有找一婴儿,谎称是赵武,我先抱他隐藏城外的首阳山中,你再以贪财为由前去告发,然后乘屠贼抓伪孤之机,将孩子救出宫来。”

程婴一听连称:“妙计。”可公孙杵臼又为难地说:“目前最难办的是到哪里去找一个与赵武出生时间相近的婴儿?再说就是有,人家父母也未必舍得呀。”

确实,对天下父母来说,最大的损失莫过于自己的亲生骨肉受到伤害,哪一个父母能够下如此狠心呢?

程婴顿了一下,狠狠心说:“这倒不难,我妻子前日也生一男孩,与赵武出生的时间差不多,可以代替赵武。”

公孙杵臼一听,直摆手说:“这可不行。”

程婴说:“这有什么不行?我既然藏孤,就犯了欺君之罪,必当满门抄斩,现在只不过是儿子先死而已,不要犹豫,就这么定了。”说完,又派人将韩厥找来,将此计谋告诉了他。

公孙杵臼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程婴则牺牲了儿子的性命,他们所失的都是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但为了对朋友的承诺,为了道义,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他们应该选择的道路。

韩厥说:“正巧这两天庄姬有病,派我找医生。你们若能把屠贼引向首阳山去,我自有救出孩子的计策。”

当晚,程婴将亲生儿子交给公孙杵臼。公孙杵臼带着孩子连夜去首阳山。第二天一早,程婴声称知情揭了告示,士卒忙将其带去见屠岸贾。屠岸贾问:“你是何人!为何撕告示?”

程婴说:“我叫程婴,与公孙杵臼以前是赵朔的门客。前不久,公主生一男婴,派人抱出宫门,托付我二人藏匿。我担心日后会被查出,又见司寇大人贴出千金悬赏的告示,故揭了榜。”

屠岸贾一听赵氏孩子有了下落,十分高兴,忙追问道:“那个小孽种在哪儿?”

程婴故意看看左右的人,不肯说。等屠岸贾令他们退下后,才神秘地说:“现藏在首阳山,不久就要送往秦国,要速去捉拿。只怕你手下的人与赵家过去多有交往,恐怕还要请大人亲自去才行。”

屠岸贾说:“这个你不必担心,我自然要亲自去捉拿。但你必须给我当向导。如果属实,我自有重赏;否则,你就死定了。”程婴连连点头。屠岸贾亲自率三千士卒,随程婴一道前往首阳山捉拿公孙杵臼和孤儿。

屠岸贾一走,韩厥立即派一名医生,以看病为名进宫去接赵武。屠岸贾安排在宫门口盘查的那些人,以为赵氏孤儿已在首阳山查到,也就放松了戒备。医生见到庄姬,亮出庄姬写的“武”字,庄姬很快会意,将孩子放在医生的药箱里,让医生顺利地带出宫禁。

屠岸贾率兵到首阳山,按程婴所指,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孩子。为了不使屠岸贾起疑,公孙杵臼当着屠岸贾的面大骂程婴不忠不义,又骂屠岸贾是奸臣,气得屠岸贾下令将公孙杵臼和孩子当场杀了。自此以后,屠岸贾以为已斩草除根了,便不再把此事放在心上。

程婴所做的牺牲是相当大的,因为他所失去的是自己最亲的骨肉,当时他所得到的是全体国民的唾骂。他变成了一个卖友求荣的无耻之徒。但他忍住自己的巨大痛苦,忍受住了得与失的考验。终于在15年后,隐姓埋名的赵武,在程婴的精心抚养下长大成人。这时,景公已死,悼公即位,屠岸贾的权势也随景公死去而动摇。韩厥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告发了屠岸贾。悼公本来就很痛恨屠岸贾的所作所为,于是,下令处死屠岸贾,复封赵氏之后。

这便是历史上众所周知的“赵氏孤儿”。

这个幸存下来的“赵氏孤儿”历经磨难,终为家族平反冤案,这才有了后来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

这一故事也被编写成剧作,屡次登上舞台和荧幕,成了“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

赵氏孤儿的故事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仅是因为这里面有尔虞我诈的权谋、酣畅淋漓的逆袭,还因为其中隐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患难之情,更是充满了可歌可泣的义之精神,人们对于公孙杵臼和程婴在大局面前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赞叹不已,留下了千古美谈。

程婴与公孙杵臼对赵氏家族的忠诚,不仅仅是对一个家族的效忠,更是对正义、道义和承诺的坚守。他们明知前路艰险,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却依然选择保护赵氏孤儿,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中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提醒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对自己的事业保持忠诚,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其次,勇于牺牲是程婴与公孙杵臼行为的又一亮点。他们为了保护赵氏孤儿,不惜牺牲自己的家庭、名誉乃至生命。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现代社会中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它鼓励我们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为了更大的利益或更高的目标而甘愿放弃个人利益。同时,这种精神也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深刻认识,即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个人的存在和享受,更在于能够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

这是一种大局面前的得与失,选择和放弃。很多做大事之人能够有明晰的得失观,知道是要守住大局不变,往往要去“失”,同时只要大局不变,一切皆可卷土重来,一切“失”都会以“得”来补偿。

Z 苏武牧羊,气节铸就民族魂

西汉武帝太初四年,汉武帝刘彻想利用讨伐大宛的威势,震慑匈奴。他下诏说:"高皇帝留给朕平城的忧患,高后时单于的书信极其悖逆。从前齐襄公报复九世之仇,《春秋》认为他很伟大。"这时,匈奴单于且鞮(ju di)侯刚刚即位,他怕受到汉军的袭击,连忙派遣使者,把过去扣留在匈奴的汉使路国等人全部放回,还向汉朝讨好地表示:"我作为儿子,哪敢怨恨汉天子,汉天子就是我的丈人辈。"

第二年春天,刘彻为了回报且鞮侯的善意,就派中郎将苏武为正使,副中郎将张胜为副使,带着假吏常惠和一百多名士兵,携带厚礼,护送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返回匈奴。

苏武到达匈奴,归还了匈奴的使者,献上礼品。哪知道且鞮侯反复无常,汉朝对他的礼遇,他不但不感谢,反而觉得汉朝没什么可怕的,便傲慢起来,不把汉使放在眼里。

正当苏武完成使命,准备返回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原来,苏武抵达匈奴以前,有个叫卫律的汉朝使者归降了匈奴,并死心塌地地为且鞮侯效力,被封为丁灵王。卫律的部下虞常等人愤愤不平,总想杀掉卫律。他们和曾经归降过汉朝的匈奴缑(gou)王合谋,企图劫持且鞮侯的母亲归汉。虞常和张胜是多年的朋友,这次见到张胜,就偷偷和他商量说:"听说汉天子非常痛恨卫律,常可以伏弩射杀他。"张胜赞成虞常的计谋,并送给他许多财物。一个多月后,虞常等七十多人趁且鞮侯外出打猎的机会,准备发动兵变。不料,事情败露,且鞮侯的子弟发兵迎战,缑王等人全部被杀,虞常被活捉。

事情发生后,张胜很害怕,便把一切都告诉苏武。苏武焦急地说:"事情到了这般地步,必定会牵连我。被侵犯才死,负国甚重。"

说罢,他拔出佩刀,打算自杀。张胜、常惠连忙扑过去,把刀夺了下来。

虞常经受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张胜。且鞮侯气得火冒三丈,召集大臣商议,准备杀死汉使。

左伊秩訾说:"谋杀卫律就要处死,如果谋害单于,又该如何惩处?应当让他们归降。"

且鞮侯派卫律审讯苏武。苏武愤然地说:"丧失气节,侮辱使命,即使活着,又有什么脸面归汉呢?"

说着,苏武拔出佩刀就向自己身上刺去。卫律大吃一惊,急忙把他抱住,可是苏武已经浑身是血,晕过去了。卫律急忙找来医生,包扎抢救。医生叫人挖个地坑,坑里点上爆火,把苏武放在上面,用脚踩他的后背,使瘀血流出。过了好半天,苏武才慢慢苏醒。常惠哭着把苏武抬回营房,张胜却被关进牢房。

且鞮侯十分钦佩苏武的气节,日夜派人伺候着他。苏武逐渐痊愈。且鞮侯多次派人劝苏武投降。有一次,卫律借提审虞常和张胜的机会,企图逼苏武投降。卫律先斩了虞常,又用剑指着张胜,声色俱厉地吼道:"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罪不容诛!单于招募降者,可以赦免罪行。"说着,举剑就要刺过去。

张胜吓破了胆,立即跪下请求投降。

卫律回过头来对苏武说:"副使有罪,正使应当连坐。"

苏武义正词严地反驳道:"本来就没有与谋,又不是亲属,什么叫连坐!"

卫律再度举起剑,威胁着要杀苏武。苏武镇定自若地盯着他,一动也不动。卫律只好收起剑,说:"苏君,律先前背汉归降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牛马满山,享尽荣华富贵。苏君今天降,明天也会一样。否则,白白地抛尸草野,又有谁知道呢?"

苏武微闭双眼,根本不予理睬。

卫律又恬不知耻地说:"君接受我归降,律与君就是兄弟。如果不听我的劝告,以后再想见我,哪里还容易呢?"

苏武怒不可遏,指着卫律的鼻子大骂道:"你身为人臣,却忘恩负义,叛主背亲,在蛮夷做降虏,我为什么要见你!单于信任你,让你决定人的生死,你不平心持正,反而想挑起两主相斗,坐观祸败。南越杀死汉使,被灭掉后变成九郡;大宛王杀死汉使,他的头颅被悬挂在长安宫的北阙;朝鲜杀死汉使,立即被诛灭。唯独匈奴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你明知我不会投降,却想使两国相攻,匈奴的灾难,会从我开始的。"

卫律知道对苏武的威胁利诱都没有用,只好回报且鞮侯。且鞮侯见苏武如此坚贞不屈,更想争取他归顺。于是,他把苏武囚禁在地窖里,不给饮食,想以饥饿迫使苏武投降。

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狂风怒吼,苏武蜷卧在地窖里,渴了就吃雪,饿了就嚼毡毛,顽强地活了下来。匈奴见苏武冻饿不死,以为他有神灵庇护,便把他放逐到北海荒无人烟的地方,让他放牧一群公羊。且鞮侯对苏武说:"等公羊生了小羊,你才能归汉。"常惠等人也不肯投降,都被匈奴发配到各地做苦工。

苏武到了北海,没有吃的,他便掘取野鼠洞里的草籽充饥。每天,他一面放羊,一面抚弄着出使时汉武帝刘彻亲手交给他的符节,深深地怀念着汉朝。天长日久,符节上的旄毛都脱落了,可他总是紧紧攥着不放,就连晚上睡觉也把它抱在胸前。

当初,苏武与李陵(李广之孙,后因战败投降匈奴)同在朝廷中担任侍中。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李陵归降匈奴,做了右校王。他听说苏武的事迹后,十分羞愧,不敢去见苏武。

十几年后,匈奴单于壶衍鞮派李陵到北海去看望苏武。李陵见到苏武,非常高兴。他为苏武摆下酒宴,还安排乐队助兴。两人边吃边聊,喝到兴头儿上,李陵对苏武说:"单于听说陵与子卿交情很深,特意派陵来劝说足下,虚心相待。子卿终归无法归汉,何必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白白受苦。子卿的信义节操,又有谁知道呢?足下的两个兄弟先前因犯事自杀。陵来时,太夫人已经去世,夫人年轻,听说已经改嫁。家中剩下的,只有子卿的两个妹妹。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十几年过去了,如今是生是死,不得而知。唉!人生如朝露,何必自苦如此呢?陵起初投降时,也痛不欲生,总觉得对不起汉朝。子卿不投降,怎么能与陵交往?陛下年事已高,法令无常,诸臣无缘无故被灭族的几十家,人人朝不保夕,子卿还要为谁效命呢?"

苏武回答说:"武父子并无功无德,全靠陛下栽培,才得以身居高位,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武常常希望肝脑涂地,如果能够杀身自效,就算斧钺汤错,也心甘情愿。臣事君,犹如子事父,死而无憾。请不要再说了!"

李陵见苏武情绪激动,便收住了话头。两个人一连几天都在一起喝酒。这一天,几杯酒下肚,李陵忍不住又劝苏武说:"子卿能不能再听一次陵的话?"

苏武放下酒杯,正色道:"武自认为死了很久了,大王一定要逼武投降,请结束今日的欢聚,武就死在大王面前!"

李陵见苏武如此坚决,不由得长叹一声,说:"唉!子卿真是个义士!陵与卫律的罪恶,上通于天。"

说罢,他已经泪流满面,沾湿了衣襟。

李陵走后,心里一直挂念苏武,还派人给苏武送去几十头牛羊。后来,李陵得到汉武帝刘彻去世的消息,又亲自到北海边通知苏武。苏武一连几个月,每天早晚都要面向南方,放声痛哭,有时哭得吐血不止,死去活来。

匈奴单于壶衍鞮即位后,内部矛盾重重,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丁灵王卫律建议壶衍鞮与汉朝重归于好。于是,壶衍鞮派使者到汉朝求和。

汉朝派使者到匈奴,要求匈奴将苏武等人放回国,匈奴欺骗使者说,苏武已经死了。后来,汉朝又一次派使者到匈奴。苏武的助手常惠买通监视他的匈奴士兵,偷偷地去见汉使,向他禀报苏武的情况,并教他向壶衍鞮要回苏武的办法。

第二天,汉使去见壶衍鞮,又提出放苏武回国的要求。壶衍鞮不耐烦地说:"不是说过了嘛,苏武已经死了。"

汉使严厉地责备道:"单于既然诚心诚意地要与汉朝和好,就不应该再欺骗汉朝。天子在上林苑射猎,射下一只大雁,雁足上系着一块帛书,那是苏武写的,说他在北海牧羊。"

壶衍鞮一听,大惊失色,看看左右侍从,然后不好意思地说:"苏武确实还活着。"

于是,壶衍鞮派右校王李陵到北海召回苏武。李陵准备了丰盛的酒宴,向苏武祝贺。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李陵说:"足下就要回国了,子卿不仅扬名于匈奴,也功显于汉室。古往今来,没人比得上子卿。"李陵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唉!陵虽然愚笨怯懦,假如当年朝廷能宽恕陵,保全陵的老母,给陵将功赎罪的机会,陵也不至于忘恩负义。如今陵还有什么脸面再回故乡?这一切都已过去,我只是想让子卿知道我的心意罢了!"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苏武、常惠等九人回到久别的长安。汉昭帝刘弗陵让苏武用太牢祭拜汉武帝刘彻的陵庙,苏武便把那根光秃秃的符节交还到汉武帝灵前。

刘弗陵任命苏武为典属国。他出使的时候,不过四十岁左右,经过十九个艰苦的岁月,他的须发已经全白了。

《资治通鉴》中长篇累牍生动地记录了苏武牧羊简单四个字在那个年代历经十余年几任帝王的沉甸甸的故事,详尽的叙述展现了苏武的忠诚、坚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传承千古的伟大气节,这就是义!故事中的三个人物除了卫律作为反面背景可以拿来衬托苏武的伟大之外,李陵的遭遇和命运其实也是让人唏嘘感慨不已。在汉朝与匈奴的激烈交锋中,李陵的投降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不仅深刻影响了其个人命运,还意外地让司马迁因为其仗义执言而遭受了宫刑的残酷惩罚。这一背景之下,我们重新审视李陵与苏武两位历史人物,不难发现他们在忠诚与气节上的显著差异。

首先,从忠诚与气节的角度来看,苏武无疑是更为坚定的代表。他被匈奴扣留长达十九年,期间经历了各种威逼利诱,但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和使命,拒绝投降匈奴。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忠诚和气节,成为了后人学习的楷模。相比之下,李陵在遭遇重大挫折后被匈奴俘虏,并最终选择了投降。这一决定虽然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无疑与苏武的忠诚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次,从个人动机和处境来看,李陵虽然也是汉朝的将领,并在后来投降了匈奴,但他在面对苏武时,曾试图以自己的经历和汉朝的某些不公来劝说苏武投降。然而,苏武坚定地拒绝了李陵的劝说,并表达了自己对汉朝的忠诚和对使命的坚守。苏武的回答充满了对“义”的坚持和执着,他认为作为臣子忠于君王、作为使节不辱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坚定的信仰和忠诚精神,使得苏武在面对诱惑和威胁时能够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立场。即使在生死绝境的外部环境面前依然不放弃坚守气节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从“义”的角度来看,苏武牧羊所展现的忠诚和气节是无比崇高的。他不仅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守了自己的信仰和使命,还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忠诚和气节。与卫律和李陵相比,苏武的选择更加伟大和值得尊敬。他用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捍卫了汉朝的尊严和利益,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和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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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25-07-07 10:36:41